这位脾气暴躁的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人，祖上是清朝第一任状元，性格急且直，在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敢当面揭露孔祥熙集团的贪污腐败，谩骂宋子文好色无能，人称傅大炮。

傅斯年站在国民参政会的席位上，开口点名要孔祥熙出来答话，在场的人大概都没料到他真的会说出来。

孔祥熙主持财政多年，外汇黑市、美金公债的问题在重庆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心里清楚的人不少，敢公开说的人却没几个。

孔家背后站着什么，明眼人都知道：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嫁的就是这家人，蒋介石的连襟，这种级别的人家，绕着走是常态，正面开炮是例外。

傅斯年是例外。

傅大炮这个外号，就是在这种场合传出去的。

要说清楚这个人，得从山东聊城说起。

傅斯年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出身聊城书香门第。傅家一直说，族中先祖傅以渐，顺治年间殿试高中状元，是傅家最拿得出手的一页家史。

傅以渐的事在清代史料和地方志里都有据可查，不是附会出来的传说。

到了傅斯年这一辈，家道已经不比当年，但读书的底子还在，从小读经史，少年时代走的是旧式读书人的路，后来考入了北京大学。

傅斯年进北大是一九一三年，那时候的北大还没后来那个气象。

真正变起来是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到任之后，请来了陈独秀做文科学长，又把胡适、李大钊这批人陆续引进来，整个学校的风气换了一茬，旧的那套东西开始松动，新的东西往进涌。

傅斯年赶上的，是北大最热、也最乱的那段时间，各种思想在里头碰，碰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说得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点着了，傅斯年是学生那边走在前头的人，参与组织了游行队伍。

后来有人把这段历史里的学生写得只靠热血撑着，但傅斯年这个人底子扎实，北大的学问是认真做下来的，古文、语言、历史都有真功底，不是只会喊口号那种。

游行之后，傅斯年没有就此停下来。

一九一九年底出国，先在英国读了几年，后来转去德国柏林大学，学语言学、历史学，在欧洲前后待了将近七年。

这段经历让傅斯年的学术路子有了不同的底色，回国之后做历史研究，走的是拿实证材料说话的方向，不只靠经史考据。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个位置坐了很多年。

历史语言所在傅斯年手里做出的成绩里，安阳殷墟发掘是绕不开的一件。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大规模发掘，出土甲骨、青铜器、骨器各类文物，商代历史的很多疑点从那些年的地下慢慢有了回答。

这个项目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位置后来有了定论，不需要额外说明。

傅斯年自己在学术上的主张，核心是材料优先，文献、语言、实物放在一起用，打破原来只从经史里找答案的思路。

这在当时算是新路子，培养出来的学生里有几位后来成了各自领域里有分量的人。

说完学问，再说炮。

抗战期间，傅斯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有了公开议政的台子。

国民参政会是当时的咨询议政机构，没有实质立法权力，但参政员发言的公开效果还是有的，特别是在那段战时舆论相对敏感的时期。

傅斯年把这个台子用得很充分。

孔祥熙任内，美金公债案越传越广，说的是孔家亲属借内部消息从债券发行中取利。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就此事点名质询，要孔祥熙正面说清楚，措辞没有拐弯，直接要求查办。

换别的场合，换别的人，这话大概咽回去了，傅斯年说出来倒不算意外，但在场的人真正听进去是另一回事。

孔祥熙一九四四年卸任行政院长，背后原因是多方面的，舆论压力是其中一条，傅斯年那边加的那些力在里头有份量。

对宋子文，傅斯年走的是另一条路，写文章。

一九四七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发了一篇，标题就叫《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

那时候宋子文是行政院长，主持经济财政，国内物价涨得厉害，民间日子难过。

傅斯年在文章里把这些问题直接归在宋子文的施政失当上，说得干脆，不绕弯子，末了用"非走不可"四个字收尾。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流传很广，在当时写这类批评文章的人里，能写到这个力度又有这个传播面的，傅斯年算得上少数。

宋子文后来去了职。去职的原因牵涉很广，国共之间的大局已经走到那个节点，单把这笔账算在傅斯年一篇文章上，过于简单。

但文章出来之后的那股势头是真实存在的，这段历史记录在那里，没有争议。

傅大炮的外号傅斯年本人是认的，觉得没什么需要辩解。在他看来，把看到的事说出来本来就是这样，要说理由的是那些不说的人。

一九四九年之后，傅斯年随中央研究院到了台湾，接手台湾大学校长一职。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出席台湾省议会，席间答询时突发脑溢血，当场离世，年五十四岁。

参考来源：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岳南《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