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主席发出一条手令，周总理却私自扣下，放抽屉里锁了起来。周总理去世后，众人整理遗物时发现文件，大家看过后泪流满面。

1974年四届全国人大，当时中央正在敲定最终的人事方案，政治局会议上，与会同志一致提议让邓颖超担任副委员长一职，这个提议没人觉得不妥，因为无论是论资历、论能力还是论革命贡献，邓颖超都完全配得上这个岗位。

邓颖超15岁就投身革命运动，是党内最早的一批女革命者，她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当过中央机要局局长，抗战时期主持妇女工作、群众工作，国共合作时还曾作为中共代表参与参政议事。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长期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在妇女解放、儿童保护等领域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可以说她的革命生涯几乎和我们党的历史同步，论资历比很多开国干部都要深，出任副委员长本就是实至名归的事。

1974年12月，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总理拖着虚弱的身体，专程飞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主席听完汇报后，对邓颖超的任职提议非常认可，当场亲笔写下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这相当于最高级别的拍板，按照正常流程，这份任命很快就会随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对外公布。

可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回京之后，其他所有人事安排都按毛主席的意见一一落实，唯独邓颖超的副委员长任命，被他压了下来，那张主席亲笔写下的手令，被他轻轻放进办公桌最隐蔽的抽屉里，牢牢锁了起来，这一锁就是整整两年。

其实这根本不是周总理第一次这样“亏待”自己的家人，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牵头组建政务院各个部门，给无数革命同志安排了合适的工作岗位，唯独没有给邓颖超安排任何政府职务，当时张治中还替邓颖超抱不平，说他“待人周到却待己苛刻”，可周总理却说：“国事和家事不能混为一谈，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后来干部定级，以邓颖超的资历和贡献，定行政三级完全合情合理，可周总理硬生生把她的级别降到了五级；没过多久，他又以邓颖超身体不好为由，建议再降一级，最终定了六级，1959年国庆阅兵，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名单上出现了邓颖超的名字，周总理看到后拿起笔就划掉了，理由还是那句：只要我当总理，她就不能搞特殊。

很多人说周总理太不近人情，甚至觉得他是刻意做给别人看，但真正读懂这件事的人都会明白，他守的从来不是“夫妻避嫌”这点表面规矩，而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权力底线，在他的认知里，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成为给家人铺路的工具。

周总理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他顺理成章执行了毛主席的手令，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甚至所有人都会觉得理所应当，可他更清楚老百姓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总理的夫人当上了副委员长，哪怕是毛主席亲自批的，会不会也是沾了总理的光？

周总理不怕自己受委屈，不怕背上“不执行指示”的误解，他怕的是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打折扣，怕党的威信因为自己的家事受到半分损害，他宁愿自己扛下所有压力，也要守住这道看不见的防线。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在抽屉深处发现了那张已经微微泛黄的手令，邓颖超看到这份尘封两年的任命时，瞬间泪如雨下，她没有丝毫抱怨，因为她太懂自己的丈夫了。

邓颖超自己也是一辈子守纪律、讲原则的革命者，从来没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更没借着总理夫人的身份谋求过半分特殊待遇，她知道丈夫藏起的不是一份职务任命，是对她清白的守护，更是对整个党的声誉的守护。

1976年12月，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正式召开，中央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增选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份迟到了两年的任命，终于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