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先生曾深情地说：“毛主席对我的称呼，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再到亲爱的大姐，称呼的嬗变，说明我们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能被润之主席称呼为亲爱的大姐，这是我引以为傲的！”
她将那杯茶轻轻推向对面空着的座位。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钢笔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清晰而平稳。广播讲话稿的标题她想了很久，最后写下《你们听见了吗》。
门被轻轻敲响。工作人员送来一叠信件，多是各界祝贺她担任副主席的函电。她道了谢，目光落在最上面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上，字迹很熟悉。
信是旧友写的，除了祝贺，还婉转地问起北平的生活，问起她如何适应。她读完信，并没有立即回复，而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浅黄色的牛皮纸信封。里面不是信，是一张北平城区简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几个点：琉璃厂、中山公园、一家卖南方点心的铺子。图是前几日她向工作人员随口问起书店和公园后，有人悄悄放在她书桌上的。
她把地图摊开。钢笔在稿纸上停住了。第二天清晨，她没有通知警卫，只叫上一位工作人员，说要出去走走。
车没有去琉璃厂，而是拐进了一条不那么宽阔的街。她让车停在街口，自己下了车。深秋早晨的风有些凉，她拢了拢外套，走到一家店面不大的书店前。店里很安静，只有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先生在整理书架。
她走进去，目光掠过一排排书脊。最后在一套《鲁迅全集》前停下，抽出一本，翻开扉页看了看。老先生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似乎想说什么，又低下头去继续整理。
“这书，还有新的吗？”她问。
“有，在库里。您要一套？”老先生问，语气平常，像是没认出她。
“要一套。请帮我送到后海，这个地址。”她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纸笔，写下一个门牌号，没写姓名。
老先生接过纸条，看了看地址，又抬眼看了看她，这次点了点头，只说了一个字：“好。”
她付了钱，走出书店。在街口，她回头看了一眼书店的招牌，站了片刻。然后对工作人员说：“去中山公园走走吧。”
公园里人不多，树叶金黄。她走得很慢，在一张长椅上坐下，看着不远处几个孩子在空地上追逐。阳光透过疏朗的树枝照下来，暖意渐生。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
随行的工作人员站在几步外，看着她的背影，又看了看四周，终究没有上前。过了约莫一刻钟，她站起身，说：“回去吧。”
车子驶回后海。院子门口，警卫向她敬礼。她点点头，走进院子，看见那两棵海棠树下，站着一位穿军装的年轻干部。
年轻人立刻立正：“报告副主席，警卫局派我来汇报您外出期间的安保安排调整方案。”
她脚步没停，往屋里走：“进来说吧。”
屋里，年轻人拿出方案，条理清晰地解释：她外出只需提前告知，会安排便装人员随行，不干扰她的活动，只确保安全；住所外围警卫会减少明岗，加强不引人注目的部署。
“润之主席特别交代，”年轻人顿了顿，“要保证您‘能自己去书店，去公园走走’。”
她听完，只说：“我知道了。按这个办吧。”年轻人敬礼离开。
她走到书桌前，给上海那位旧友写了回信。信里没提职务，只说北平的秋色很好，海棠叶子落了，枝干遒劲，也别有味道。她还提到，发现了一家不错的书店，老板话不多，但书理得整齐。
信末，她添了一句：“新事物总需适应，然诚意可抵万千。”
开国大典后第七天，广播讲话《你们听见了吗》通过电波传向海外。稿子里没有激昂的口号，她谈了新生政权对教育的投入，谈了上海纺织女工夜校的重开，谈了长江航运的恢复给沿途村镇带去的盐和煤油。她用平静而清晰的声音，描述着具体的变化。
广播播出的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一个便条，上面是熟悉的字迹：“讲话已听。侨胞能听见生活，便能听见中国。大姐费心。”
她把这张便条和前两张放在了一起。
几天后，书店的老先生亲自送书来了。门卫通报后，她请他到客厅。老先生把一套用牛皮纸包好的书放在桌上，收了余款，并不多言。临走前，他忽然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放在书旁边。
“这是？”她问。
“自家做的桂花糕，南边的味道。您那天来，听口音像是南方人。”老先生说完，微微鞠了一躬，便转身走了。
她打开纸包，淡淡的桂花香散出来。她拿起一块，尝了一口，很甜。
那天下午，她修改了一份关于儿童福利的提案，将“保障”二字改成了“切实保障”，在旁边加了一行小注：需有专项经费及巡查制度。修改完，她盖上钢笔帽。
窗外，夕阳把海棠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倒了两杯茶，一杯给自己，一杯依旧放在对面。然后她拿起一本新送来的《鲁迅全集》，翻到其中一篇文章，安静地读了起来。
茶杯上方的热气，袅袅升起，又在秋日的空气里，慢慢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