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当面称赞毛主席：“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在新中国诞生前后，毛主席与斯大林之间，进行了三场影响远东格局的重大战略互动，每一步抉择都深思熟虑，尽显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与政治智慧。

解放战争后期，面对国民党求和的局面，斯大林曾出于美苏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考量，倾向于国共停战、隔江对峙，也就是后世所说“划江而治”的设想。

一旦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中国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毛主席审时度势，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果断指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

这一决策，守住了国家统一的底线，拒绝了大国博弈下分裂中国的安排，奠定完整统一的新中国根基。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亲赴莫斯科谈判，核心目标是废除国民党旧政府与苏联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重新缔结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谈判过程一波三折，经过艰苦交涉，最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收回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的相关主权，同时争取到苏联的低息贷款与成套工业援助，开启156项重点工程。

这场谈判，在当时国力悬殊的条件下，既建立中苏同盟抵御外部威胁，又捍卫国家主权，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争取宝贵的外部支持。

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两人又一次重大战略互动。

战争初期，斯大林支持朝鲜统一计划，但低估美国直接出兵干预的风险。

美军仁川登陆后，战火直逼鸭绿江，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支援。中方提出出兵的前提，是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并出动空军掩护。

然而斯大林出于避免美苏直接爆发世界大战的顾虑，临时承诺的空中支援未能兑现。

面对重大变数，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反复权衡，独立自主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断，即便没有苏军空中掩护，依然毅然出兵，御敌于国门之外。

志愿军入朝之后连战连捷，斯大林看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战略决心，如约兑现大规模武器援助。

在作战指挥上，斯大林认可毛主席、彭德怀的作战方案，把前线指挥权交给中方，保障志愿军作战自主权。

到停战谈判阶段，双方对战和时机有着不同考量，毛主席立足战场现实和国内承受能力持续沟通协调，最终稳定战线，守住东北边境安全。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从广泛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这三场重大战略互动，充分体现毛主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

他不是被动依附，也不是盲目对抗，而是在复杂的大国格局之中，兼顾国家安全、民族主权与社会主义阵营大局。

既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又争取外部援助，为新中国工业化、对外交流打开空间，也为后来对外开放探索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