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民间有个说法，井岳秀后半辈子骑马，鞍子上蒙的是人皮。这副鞍子他用了将近二十年，走到哪带到哪，属下人都认得，没人敢多看。
 
被剥皮做成马鞍的人，叫李栋材，曾是陕西靖国军第一路的一名营长。1918年冬天，他在兴平南仁堡附近，从背后开枪杀死井岳秀的胞弟井勿幕，随后割下首级，带到西安督军署邀功。

井勿幕是蒲城人，15岁独自东渡日本，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是陕西较早参加革命的人。辛亥革命陕西光复时，他只有23岁，却已经担任陕西军政府北路安抚招讨使。
 
后来北洋政府成立，陕西和西北局势反复，许多革命力量逐渐分散，井勿幕却一直在联络各方。孙中山称他为西北革命巨柱，这个评价至少说明，他在当时的陕西政局中，不是普通军人，而是一个能聚拢力量的人物。
 
1918年，井勿幕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带兵讨伐依附北洋的陕督陈树藩。关中西部一度连营数十里，西安也受到震动。
 
这场局势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陈树藩原本想借井勿幕的名望，到三原收束靖国军，结果井勿幕一到三原，反倒被各路将领推为总指挥，讨伐陈树藩的旗子越举越高。
 
陈树藩对井勿幕的怨恨，也就越来越深。
 
当年农历十一月，井勿幕从凤翔返回，接到一封以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名义发出的公函，邀请他21日到南仁堡开军事会议，商量攻取西安的安排。
 
岳维峻、邓宝珊都劝他别去，他还是去了。原因并不复杂，靖国军内部军纪混乱，号令不统一，他想当面劝郭坚整顿队伍。
 
井勿幕到达南仁堡时，郭坚没有出现，迎接他的是营长李栋材。井勿幕察觉情况不对，扔出随身携带的铜水烟袋，指着李栋材斥责。
 
外面随后传来郭司令到了的消息，井勿幕刚起身看门，马弁李新生、任申娃从他身后开枪。31岁的井勿幕当场死亡，随行人员也被杀，只有一人逃了出去。
 
这名幸存者当晚又冒险返回南仁堡，把井勿幕的尸体背了出来，但首级已经被李栋材带走。
 
李栋材没有躲藏，他率领全营渡过渭河，驻扎在西安西关，把井勿幕的头颅直接献给了陈树藩。
 
陈树藩表面上大发雷霆，斥责李栋材鲁莽荒唐，实际上却让他藏在西安。井夫人马氏带着幼女多次到督署索要首级和凶手，田玉洁、叶荃等人也不断追问，陈树藩始终没有给出明确交代。
 
于右任后来写挽联，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树藩，意思很清楚，动刀的人是李栋材，真正承担责任的却不该只有一个营长。
 
面对压力，陈树藩做了一个看似聪明的安排。他拿出两万块钱，把李栋材送到汉口租界藏起来，随后又把藏身地点透露给井岳秀。
 
这一步有两层盘算，一是把自己从井案中摘出去，二是借外国租界保护李栋材，料定坐镇榆林的井岳秀伸不进汉口。
 
井岳秀是陕北镇守使，榆林兵由他一手带出。得知弟弟遇害后，他派人打通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关节，又让李栋材的同乡旧识薛子玉，一说薛玉山，前往汉口接近他。
 
薛子玉装作老乡，陪李栋材吃喝玩乐，天天往来。李栋材躲了几个月，戒心慢慢松下来，最终在走出英租界后被四名埋伏人员抓住。
 
接着，他被装进囚车，从河南经山西一路押往榆林。阎锡山与井岳秀交好，沿途官兵负责护送。传说井岳秀还下令，每天在李栋材身上刺一针，让他活着抵达榆林。
 
1919年中秋夜，榆林镇守使署西花厅灯火通明，井勿幕的灵堂设在那里。李栋材被绑在院中的葡萄架柱上，井岳秀剖腹取心，祭奠弟弟，随后剥下人皮，蒙在马鞍上。
 
关于行刑细节，流传版本很多，民间甚至说，手下人不敢动手，井岳秀只说了起开，我来。这句话未必有确切证据，但它能在榆林流传几十年，说明当地记忆里，这场复仇必须由井岳秀亲自完成，才算真正了结。
 
可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李栋材直到死也没有交代幕后主使。井岳秀剥掉了一个直接行凶者，却没有得到完整答案。是谁伪造公函，谁安排了南仁堡的杀局，陈树藩究竟参与到哪一步，始终没有形成一份能够让所有人信服的结论。
 
1945年，井勿幕安葬在西安少陵原。老友华孝康整理多年材料，编成井案纪实，指认郭坚的参谋长马凌甫伪造郭坚笔迹，发函诱杀井勿幕，并把材料散发出去，还告上法庭。
 
法院以案发超过30年为由不予受理。到了1946年，华孝康从户县前往西安途中遭到暗杀，凶手身份也没有得到追查，线索就此中断。
 
但把这件事只看成快意复仇，也许太简单了。井勿幕是革命者，井岳秀是手握兵权的地方军人，李栋材是直接行凶者，陈树藩则处在案情最受质疑的位置。几个人的角色不同，结果却被一场报复绑在了一起。
 
历史上的追凶并不总能换来真相。1945年的诉讼没有启动，1946年的暗杀又切断了调查，留在后人手里的，只有回忆、记录和互相指向的线索。
 
所以，人皮马鞍最容易被记住，井岳秀那一刀也最容易被讲成传奇。可是这段故事真正留下的问题是，杀弟之仇看似报了，幕后真相却没有报出来。
 
这副马鞍如果确实存在，它承载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酷烈，也承载着一桩旧案始终没有完成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