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行政院长”卓荣泰正式宣布，

10月1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正式宣布：”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万9500元调高到3万900元，时薪从196元调涨到205元，调增金额是2016年以来最高，预估超过261万名劳工受惠，其中本岛劳工占比84%。“

台湾地区最低工资明年又要涨了，月薪从两万九千五百元调到三万零九百元，时薪从一百九十六元调到二百零五元，算下来大约有两百六十一万名劳工能受益。


月薪终于迈过三万块这道坎，调增金额也是二零一六年以来最多的一次。


可这方案一出来，劳方嫌少，资方喊撑不住，审议会从上午开到傍晚，最后在“四百元之争”里勉强达成共识。一个让两边都不太满意的结果，反倒比那些好看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


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超过百分之十一，创下近四十年新高，靠的主要是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出口的火爆行情。但问题在于，这轮成长的红利高度集中，出口高度集中在AI资通讯产业，占总量超过八成，而雇用的劳动力远远不到这个比例。


剩下超过九成的就业人口在服务业、传统制造业和中小企业里上班，他们感受到的不是景气火热，而是房租涨、外食涨、日常开销全面攀升，实际购买力原地踏步。最低工资调涨对这些最底层的劳工当然有实在的帮助，但说到底，它是在追赶物价，不是在分享经济红利。


劳工团体的诉求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在审议会前主张调幅至少百分之七点七七，月薪应该调到三万一千七百九十二元，理由是经济成长率都冲到两位数了，物价涨幅也还在百分之二以上，按过去的算法，调幅理应远高于最后定案的数字。


资方则强调产业呈现K型分化，好的只是少数AI和科技产业，大多数中小企业甚至部分传统产业还在衰退边缘挣扎。双方拉锯的背后是同一个矛盾：经济成长的分配机制出了状况，最低工资审议会只是把这个矛盾摆到了台面上。


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今年调了多少，而是为什么连续调了十一年，低薪问题还是那么顽固。根据统计，全体受雇员工中薪资未达平均数的人数比率，今年上半年首次突破七成，达到百分之七十点零三，意味着超过七成的上班族月薪低于平均水平。


最低工资在往上走，但中位数以下的劳工处境没有实质改善。


调涨最低工资照顾的是边际劳工，那些薪资略高于最低工资、但远低于平均水平的普通工薪族，反而成了被忽略的一群人。他们的薪水没跟着经济成长同步上调，却要面对同样的物价压力。


中小企业的处境同样值得正视。最低工资调涨带来的不只是基本薪资多一千四百元，劳保、健保、劳退的提拨全部跟着涨，企业实际承担的人事成本增幅远高于表面数字。


商业总会理事长也说了，不同产业获利能力有差异，政府不宜只拿整体经济成长数据来衡量企业负担，应该正视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差异。如果只调工资却不给配套措施，结果可能不是劳工受益，而是企业缩减人力或者把成本转嫁到物价上，最终受伤的还是同一批人。



最低工资连年调涨当然是进步，它守住了最底层劳工不至于在物价面前节节败退。但这件事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今年多了一千四百元，而在于它暴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经济成长的果实如果不能更公平地分配到多数劳动者手中，最低工资调涨就永远只能是一种底线防守。


要改变低薪的结构，需要在产业政策、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分担机制上做更系统的安排，让成长的果实真正流到每一个劳动者的口袋里。


参考信源：
中时新闻网，《连续11年调涨最低工资 卓荣泰：估逾261万人受惠本劳工占84％》，2026年10月1日
中时新闻网，《最低工资调升4.745％ 工商界忧：中小企业、传产恐吃不消》，2026年9月24日
台湾醒报，《时薪拍板：调到205元 最低工资涨至30900》，2026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