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许世友到北京开会，一开国上将笑着和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对方只能尴尬离开，就在其转身时，许世友恶狠狠地说道：“我真想一脚踹死你！”
许世友甩开会议室的门，径直走向自己的车子。司机发动引擎，他却摆了摆手：“先别回住处，在城里绕绕。”
车子经过长安街，许世友摇下车窗，冷风灌进来。他想起刚才在走廊里见到王建安，那张脸和三十年前延安窑洞里的一模一样。当年因为一份作战方案的争执，两人彻底翻了脸，王建安向上级报告的某些话，让许世友背了处分。这个结，一打就是三十年。
两天后，许世友接到一个电话，是陈老总打来的。没有客套，直接问他：“南京军区最近是不是在整训？”
“是。”许世友答道。
“山东军区这边，王建安也在抓训练。”陈老总顿了顿，“他托我捎个话，想借你们一个教员过去，讲‘山地夜间穿插’。你觉得呢？”
许世友沉默了几秒钟。部队之间借调教员本是常事，但王建安开口，意义就不同了。他想起前几天的会，自己那句“踹死你”还悬在空气里。
“行。”许世友说，“我派最好的教员过去。”
“那就说定了。”陈老总挂了电话。
一周后，派去的教员从山东回来了。他交给许世友一封信，说是王建安让转交的。信封里没信纸，只有一枚生锈的弹壳，和一张叠起来的纸条。
许世友展开纸条，上面就三个字：“对不起。”
他看着那枚弹壳。这是打济南战役时，他从土里刨出来的。当时敌人的子弹擦着王建安的脖子飞过去，许世友扑倒他后，在地上摸到了这枚还烫手的弹壳。他随手揣进兜里，后来不知丢哪儿去了。没想到王建安留着，留了快二十年。
许世友把弹壳攥在手心，硌得掌心生疼。他叫来秘书：“给山东军区回个函。就说，下个月的联合演习预案，我们同意按他们的第三套方案执行。”
秘书有些意外。第三套方案对南京军区要求更高，之前讨论时大家倾向于选更稳妥的第一套。
“就这么定。”许世友挥手让他出去。
联合演习前三天，许世友突然下令提前出发。他带着参谋班子，亲自到了演习地域。安顿好后，他独自走到指挥所后面的高地上，看着远处山东军区部队的营地。
傍晚，营地那边走过来一个人，是王建安。他也是一个人。
两人隔着十几米站住了。夕阳把影子拖得很长。
“弹壳收到了。”许世友先开口。
“嗯。”王建安应了一声，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许世友。
许世友打开，里面是一把老旧的、木柄都磨亮了的匕首。他认得这把匕首，是当年在延安时他自己用的。后来在一次转移中遗失了。
“我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的，”王建安说，“用两条烟换回来的。”
许世友握着匕首，木柄上还有当年自己刻的一道浅痕。他抬起头，看着王建安：“演习完了，喝一顿？”
“喝。”王建安说，“我备了两瓶茅台。”
演习进行得很顺利。最后一个课目结束时，许世友和王建安站在观察台上，看着双方的部队收拢集结。
“当年在延安，”王建安忽然说，“我那份报告，确实写重了。”
许世友没接话，等着他说下去。
“但当时的情势，我不那么写，你可能会被调离前线。”王建安转过头，“我不想让你离开部队。我知道，离开战场对你意味着什么。”
许世友望着远处正在撤回的坦克，烟尘滚滚。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知道。”
晚上，两人在指挥所的简易食堂里喝了那两瓶茅台。没有别人，就他们两个。喝到第二瓶时，话渐渐少了，只是碰杯，喝干，再倒上。
最后，王建安从怀里掏出那张南京到济南的慢车车票，就是许世友之前烧掉的那张同班次车票。
“其实我也买了，”王建安说，“同一晚的车。想着如果你来，就一起走。”
许世友接过车票，已经发黄了，边缘都磨毛了。他把车票放在桌上，倒满最后一杯酒：“走一个。”
两人同时举杯，一口喝完。
离开食堂时，夜已经很深了。走到院子中间，王建安伸出手。许世友握住了，两人都用了力，晃了三下。
“明年开会，”王建安说，“我去找你打招呼。”
“嗯。”许世友松开手，看着他转身离开。
回到自己住处，许世友拿出那枚弹壳和那把匕首，并排放在桌上。他坐着看了很久，然后叫来警卫员：“明天回去前，把这些东西，装进我的公文包里。”
警卫员收好东西离开后，许世友走到窗前。远处山东军区的营地里，还有几盏灯亮着。他点了一支烟，抽到一半时，低声说了一句：
“算了。”
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明灭，最后他掐灭烟，拉上了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