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瞿颖拿出10万元在常德给哥哥买下三居室婚房；同一年，她在北京接广告、拍挂历，单张身价已是普通工人十几年的收入。

房子钥匙交到瞿亚利手里时，他捏着那串金属，没抬头。

“太多了。”他说。

瞿颖把购房合同折好，塞进他外套口袋。“结婚总要有个地方。”

工厂宣布关停那天，瞿亚利在车间里站了半小时，把工具箱擦了又擦。晚上回家，他坐在新房的沙发上，没开灯。母亲小声对瞿颖说：“你哥三天没怎么说话。”

瞿颖回北京前，留了张存折在茶几上。瞿亚利追到车站，把存折塞回她包里。“我自己能行。”

“我知道。”瞿颖没推回去，“先拿着。”

他尝试过开店。第一次是服装店，租的店面离老家工厂宿舍不远。开业那天瞿颖托人送了花篮，他自己蹲在门口抽完两支烟，才把卷帘门完全推上去。三个月后，隔壁店主看见他深夜对着账本发呆，计算器按了又按。

第二次是快餐店，第三次是美容院。每次瞿颖都汇款，每次结束她都只说一句：“下次再看看。”债务她悄悄还了，但瞿亚利从妹妹经纪人那里听说了。那天他把自己关在照相馆暗房里，洗坏了两卷胶卷。

瞿颖接他来北京当助理。酒店里，瞿亚利看着日程表上密密麻麻的行程，手指在“媒体采访”那栏停了停。第二天跟着去拍摄现场，他站在摄影棚边缘，看妹妹在强光下变换姿势。中场休息时，他递水过去，瞿颖对他笑笑。他忽然说：“我明天回去。”

“再适应两天？”

“常德照相馆的房东昨天来电话了。”他扯了扯西装下摆——衣服是瞿颖给他新买的，有点紧。

回去后他抑郁症最重的那段时间，瞿颖推了部电视剧回来。每天陪他沿着沅江走，两人很少说话。有天经过老厂区围墙，瞿亚利停下来说：“这里以前开运动会，我跑三千米拿过奖。”

“记得。”瞿颖说，“奖品是个搪瓷缸，妈用了好多年。”

他去医院开药，瞿颖在走廊等。医生问她：“你是家属？”她点头。医生又说：“光吃药不够，得让他找回点价值感。”

后来她去打听声乐班，瞿亚利摇头：“四十多岁学什么唱歌。”

“我出钱，你去坐着听。”她坚持。

他去了三次，第四次没进门，在教室外长椅上坐了一下午。回来把学费退给瞿颖：“不适合。”

照相馆转让前最后一天，有个老工友来拍证件照。看着瞿亚利调背景布，工友突然说：“以前在厂里，你照片拍得最好。”

瞿亚利手顿了顿，“咔嚓”按了快门。

那晚他给瞿颖打电话，铃响七声才接起来，背景音里有嘈杂人声。

“在忙？”他问。

“有个饭局。”瞿颖声音压低，“哥你说。”

“照相馆盘出去了。”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也好，休息段。”

“嗯。”他听见有人喊“瞿老师”，便说，“你快去忙。”

挂断后，他翻开旧相册，看见一张1993年的全家福。照片里他穿着工装，瞿颖梳着当时流行的波浪头，两人肩膀挨着。母亲在背后用钢笔写着：小颖去北京前。

他把照片取出来，放进自己钱包夹层。窗外传来广场舞的音乐声，他起身关窗，动作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