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长江边上冷得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接到通知，让他去江边一艘军舰上汇报工作。他赶到的时候，天还没全亮，江风吹得人缩脖子。上了船，他看见毛主席披着件旧棉衣，正站在窗前看安庆城的方向。
 
天没亮透，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登上一艘停在江边的军舰，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汇报结束后，他正准备离开，毛主席忽然问起了一个名字，陈独秀。
 
这三个字，在当时并不是谁都愿意主动提起的。陈独秀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党。对地方干部来说，怎样看待他的家人，确实不好处理。
 
傅大章回答，陈独秀还有一个儿子，叫陈松年，在城郊砖瓦窑厂干活。
 
毛主席接着问，做什么活，家里过得怎么样？
 
得到的回答并不复杂，搬砖、挑煤，收入不高，家里人口又多，日子过得紧巴。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明确表示，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党的事业，有过贡献；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已经牺牲，是烈士。陈独秀这个家庭，应当按烈士家庭对待。
 
这句话，后来改变了陈松年一家人的生活。
 
但在这之前，陈松年已经熬过了太多苦日子。
 
他三岁时，家里遭到搜捕。官兵要抓陈独秀的儿子，年幼的陈松年来不及逃跑，慌乱中躲进邻居家的大澡盆。邻居大姐装作给他洗澡，才把孩子藏了过去。
 
那时的陈松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坐在澡盆里，看着大人们紧张忙乱。
 
十七岁那年，大哥陈延年在上海牺牲。陈松年和姐姐赶去，却连遗体也无法收回，只能在黄浦江边烧几张纸。
 
第二年，二哥陈乔年也牺牲了。临刑前，他留下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希望后人能够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
 
接连失去两个哥哥，姐姐也很快因悲痛和病痛去世。十八岁的陈松年，只能提前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照顾母亲、祖母和年幼的妹妹。
 
问题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怎么养活这么多人？
 
他没有哥哥们那样的名声，也没有父亲那样的学问。面对现实，他只能找活干。后来，他去了砖瓦窑厂，从天不亮一直忙到天黑，搬砖、挑煤、码砖坯，一天要干下上千块砖。
 
窑口打开时，热气直往脸上扑，手上的血泡磨破了，结痂后继续干活。长年累月下来，四十多岁的陈松年，看上去却像一个老人。
 
更难的是，他明明出身于一个有特殊历史经历的家庭，却不能靠这个身份生活，反而常常因为父亲的关系找不到稳定工作。
 
陈独秀晚年生活困顿，住在四川，甚至到了吃红薯藤的地步。蒋介石方面曾派人送钱、许诺职务，陈独秀没有接受。
 
陈松年曾去四川照料父亲。看到父亲的处境，他忍不住落泪，陈独秀却训斥他，男子汉不能总是哭。
 
1942年，陈独秀去世。临终前，他对儿子说了四个字，落叶归根。
 
陈松年没有马上把父亲安葬回安庆，因为他没有这个条件。为了攒钱，他等了五年，直到1947年，才雇了一条木排，把父亲的棺材沿江运回安庆。
 
那段时间局势紧张，他不敢在棺材上刻陈独秀的名字，只刻了陈独秀年轻时使用过的名字陈乾生。墓碑上，也只写了先考仲甫公之墓。
 
几十年里，陈松年每年清明都悄悄去祭扫，甚至不敢带孩子一起去。一个父亲的名字，明明就在墓里，却不能堂堂正正刻在墓碑上，这种压抑可想而知。
 
解放后，他依然没有马上过上轻松日子。家里四个孩子要吃饭、要上学，他只能继续在窑厂干活。最困难时，他还卖掉了北京的一处老宅，那处房子和陈独秀当年创办新青年有关。
 
房子卖掉，钱也终究会花完。陈松年的生活，依然没有真正走出困境。
 
直到1953年2月，毛主席在军舰上的那次询问。
 
批示传到地方后，统战部门每月给陈松年一家三十元补助，同时安排他到文史馆工作。三十元放到今天很难直接换算，但在当时，这笔钱已经比他在砖瓦窑厂辛苦干一个月挣得还多，至少让一家人不用再靠体力硬扛。
 
工作人员把补助单送到他手里时，陈松年没有立刻伸手接。他先对着毛主席画像摘下帽子，鞠了三个躬。
 
旁边人劝他赶紧收下，他红着眼睛，半天才说出一句，这不是钱的事，是党对父亲和两个哥哥作出的历史交代。
 
这笔补助后来一直按月发放，直到1990年陈松年去世，前后整整三十七年。
  
他的四个孩子后来各有成就，有人成为教授，有人成为高级工程师，小女儿退休后还参与创办陈独秀生平陈列馆。家庭的命运，终于从长期的困顿和沉默中慢慢走了出来。
 
1990年，陈松年去世，按照他的心愿，葬在父亲身边。
 
如今，安庆独秀园里，陈独秀墓前常有人献花。很多人记住了陈独秀的文章和经历，也记住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牺牲。
 
但如果没有陈松年，这个家庭的另一段历史可能就会被忽略。有人负责冲在最前面，有人负责承担牺牲，也有人用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守住一家人的血脉和名字。
 
陈松年做的事情看起来不轰轰烈烈，却同样需要耐心和担当。_久久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