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光绪的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帝师。但他这辈子最恨的人，只有一个：李鸿章。
翁同龢放下手里的奏折，望向窗外。户部的院子里很安静，但他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几十年前兄长翁同书在狱中的叹息。他拿起一份关于北洋水师添购新式速射炮的预算申请，上面赫然盖着李鸿章的私章。他的拇指在“准”字上摩挲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落笔，而是将这份申请压到了桌案最底下那摞待办文书的底层。一个书吏轻手轻脚进来添茶，瞥见那份被特意压住的卷宗，眼皮跳了跳，没敢吭声，又轻手轻脚退了出去。
几天后，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收到了户部驳回的公文，理由是“库帑支绌，宜加核减”。他盯着那行熟悉的、带着翁同龢个人风格的批示，一言不发，只是将公文递给身旁的幕僚周馥。周馥看罢，叹道：“中堂，吉野舰航速十九节，而我‘定远’、‘镇远’不过十四五节；他们装备速射炮，我们还是旧式架退炮……这仗，难打啊。”李鸿章闭上眼，缓缓道：“他这是要用北洋的血，来祭他父兄的灵。”
一八九四年七月，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北京。翁同龢在书房里听到北洋损失“广乙”、“操江”，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的战报时，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茶水泼湿了袍袖。他愣了片刻，随即快步走到书桌前，铺开奏本。这一次，他的笔锋异常锐利，力主对日全面开战，并痛斥李鸿章“因循畏葸，始误戎机”。这份奏折当天下午就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案头。年轻的光绪皇帝被奏折中慷慨激昂的言辞所激励，加之对日本挑衅的愤怒，主战之意愈发坚定。然而，深宫之中的慈禧太后，却只是听着李莲英低声禀报前朝的争论，手里缓缓拨动着一串翡翠念珠，未置可否。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惨败。消息如同一记重锤，击碎了京师残存的幻想。旅顺失守的战报传回那天，翁同龢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天。傍晚时分，家人从门缝里看见他呆坐在昏暗中，面前摊开的日记本上，墨迹淋漓地写着“愤虑填膺，恨不速死”。然而，当门生王伯恭前来探望，委婉提及“师相此前若稍宽军费，或不致此”时，翁同龢却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打断道：“李少荃治军无方，纵有巨款，亦徒资敌耳！”王伯恭看着老师微微颤抖的胡须和那双交织着痛苦与某种执拗的眼睛，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最终让一切尘埃落定。割地、赔款，天朝颜面扫地。翁同龢在朝堂上面如死灰，听着同僚们或明或暗的议论，后背的官服被冷汗浸透。下朝回府的路上，他的轿子经过东交民巷，隐约听见巷子里洋人使馆传来隐约的、带着异域腔调的谈笑声。他猛地拉下轿帘，隔绝了那刺耳的声音。那一刻，他胸中翻腾的，除了国破的屈辱，是否也有一丝悔意，如同冰冷的毒蛇，悄然噬咬着他以“公心”筑起的堤坝？无人知晓。
一八九八年六月，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光绪皇帝锐意改革。然而，在一系列激进举措引发朝野震荡、慈禧太后脸色日渐阴沉之际，翁同龢试图在皇帝与太后之间斡旋，劝光绪“不宜过急，以安两宫之心”。急于求成的光绪皇帝对他的“迂缓”深感失望。终于，一道措辞严厉的朱谕从宫中发出：“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着即开缺回籍。” 罢官回乡的翁同龢，在常熟虞山脚下筑“瓶庐”自居，以卖字画为生。当他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绪皇帝被囚瀛台的消息后，提笔在日记中写道：“若臣在列，决不使其灭裂至此。”
这句沉痛的话语飘散在江南的烟雨里。他或许至死都未能彻底分清，当年那一道道卡住北洋咽喉的批示里，流淌的究竟是出于公心的谨慎，还是私怨淬炼的毒液；那一声声主战的呐喊中，激荡的究竟是对敌人的愤怒，还是对政敌的清算。历史没有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只将一场帝国的惨败，连同他个人的悲剧，一起钉在了时间的案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