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江西一个叫汪康夫的24岁年轻老师，因为“强奸猥亵女学生”被判了十年。可出狱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好好过日子，而是给当年判决书上的那些女学生写信，结果那些学生回信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汪康夫把第一封回信揣进怀里，顶着日头就往县城走。法院门口站岗的年轻人拦住他，他掏出信纸，手指点着上面那句“我没有那回事”，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她们现在都说没有，当年的事是怎么定的？”

接待室里的人翻了翻档案袋，抽出一张泛黄的笔录纸，推到汪康夫面前：“这是当年她们自己说的话，底下有手印。你现在拿来的，是几十年后的信，你说哪个能作数？”

汪康夫看着纸上那些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的“证词”，沉默了很久。他抬起头：“那时候她们最大的才十五岁，有的连‘奸’字都写不出来。这手印，是怎么按下去的？”

对方没回答，只把档案收了回去。

汪康夫转身去了镇上唯一一家照相馆，把几封关键的回信连同信封上的邮戳，全部拍成照片。他又找到当年同村、后来在省城做律师的远房侄子，把照片和判决书复印件摊在对方家的饭桌上。

侄子看完，叹了口气：“叔，这案子时间太久，光有学生现在的否认不够。你得找到当年办案程序上的硬伤，或者证明那些手印不是自愿按的。”

“手印……”汪康夫重复着这两个字，眼神定了定。

他开始一趟趟往当年学校所在的公社跑。老房子拆了不少，老人也一个个走了。直到第三年夏天，他才打听到，当年社教工作组里一个负责记录的人，还住在邻县山里的儿子家。

老人已经糊涂了，但听到“1966年”“小学女生”这几个词，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他儿子把汪康夫拉到屋外，低声说：“我爸以前喝多了提过一嘴，说那时候上头压任务，要凑数……那些女娃的手印，是哄着说‘按了就能回家吃饭’才按上的。”

汪康夫没录音，也没让老人签字。他回到家用钢笔把这段话一字不漏地写在新买的笔记本上，然后去找了那位律师侄子。

侄子看完记录，摇了摇头：“这是孤证，还是家属转述，法庭很难采信。叔，这条路太难了。”

汪康夫把笔记本收好，没说话。第二天，他去县里买回一沓新的信纸和邮票。

此后的三十年，他保持着同样的节奏：每年整理一次材料，寄出两到三封申诉信。女儿成家后，帮他把所有信件、回复、调查函的日期和要点做成表格，存进电脑。他则坚持用手抄一份备份，锁进床头那个铁盒里。

2018年，一位研究地方司法的学者偶然听说了他的事，主动找来。学者花了半个月核对时间线和人员名单，发现当年定案的关键证据，除了女生的询问笔录，几乎没有其他旁证。而几名“被害人”在案发后不久就正常出嫁、工作，几十年来从未以受害人身份主张过任何权利。

学者把自己的分析写成了报告，附上汪康夫保存的学生回信复印件，一起寄给了省里的相关部门。

2021年秋天，汪康夫接到了最高检的电话。他放下电话，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然后进屋打开铁盒，把里面每一份材料都拿出来，在桌上按年份重新排好。

2023年初，审查结论终于下达。认定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程序予以纠正。通知送到汪康夫手里时，他正坐在窗边晒太阳。

他看完那几行字，轻轻折好文件，放回铁盒，和那些学生的回信并排躺在了一起。

几天后，女儿来看他，发现桌上摊着信纸。这次不是申诉信，是写给当年班上几个学生的问候信，问他们孙子孙女上学是否顺利，身体是否还硬朗。

女儿问：“这事……算是到头了吧？”

汪康夫点点头，又摇摇头。他摸了摸那个铁盒子冰凉的锁扣，说：“到头了。但这些东西，得留着。不是为我，是为那十个女娃娃。她们的名字，不该在那样的纸上，留一辈子。”

他把写好的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拄着拐杖慢慢走向村口的邮筒。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盖过了身后那条他走了无数遍的、通往县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