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等了整整一百多年，等一个从中国本土实验室长出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不是一句口号，是一笔一笔算出来的账。

从1901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发算起，一百二十多年过去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这些名字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们都加入了美国国籍，获奖时代表的是美国实验室。

2015年屠呦呦拿的是生理学或医学奖，那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站上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领奖台。

可物理学奖呢？一百多年，从中国本土实验室里长出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一个都没有。

所以每年十月，斯德哥尔摩那通电话打出去之前，国内总有人在问：今年会有中国人的名字吗？

今年这个问题问得格外急。因为一个叫薛其坤的人，正被全球物理学界反复提及。

薛其坤是谁？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但比这些头衔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外号——学生们管他叫“7-11”教授。早上7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才离开，雷打不动。一年工作330天以上，每天泡在实验室超过15个小时。

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只会“笨干”的人，带着团队干了一件全世界物理学家都想干却没干成的事。

先说说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

量子霍尔效应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学术，但打个比方就明白了。普通导体里跑电子，就像农贸市场里人挤人，你撞我我撞你，磕磕碰碰寸步难行，碰撞就产生电阻，电阻就发热耗能。而量子霍尔效应呢？电子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各行其道，互不碰撞，零电阻，能量几乎不损耗。

这已经够神奇了。但问题是，要实现量子霍尔效应，得外加一个超强磁场，需要十几万高斯的磁场强度，还得把温度降到接近绝对零度。这意味着需要一台价格极其昂贵、体积巨大得离谱的设备。实验室里能用，但没法普及到日常生活中。

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就是不需要外加磁场、靠材料自身的性质就能实现电子的“高速公路”。这就像原来得靠一台巨型电磁铁才能让车流有序，现在材料本身就自带这个功能。

薛其坤打过一个比方：好比要求一个人同时具备短跑运动员的速度、篮球运动员的高度和体操运动员的灵巧——这三个条件本身就互相矛盾。

要让材料同时满足“绝缘”“拓扑”“磁性”三个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薛其坤偏偏选了这条路。2008年开始，他带着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的联合团队，一头扎进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课题。从2009年起，他们开始向这个目标发起冲击。

四年时间，团队制备和测量了一千多个样品。一千多个。每一个样品都需要在纳米级别上精确控制薄膜的生长，然后放到极低温环境下进行精密测量。做完一个，数据不对，推倒重来。再做，再测，再调整。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千多次。

2012年底，他们终于成功了。在一种叫“磁性拓扑绝缘体薄膜”的特殊材料上，他们首次在实验上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他还说，他相信99%在前沿物理学做研究的人都会同意这是一个诺贝尔奖级的成果。

杨振宁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补了一句：“过去人们总认为中国人不擅于做实验。”

这句话的分量，比任何夸奖都重。因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一个实验突破，不是理论推演。它意味着中国科学家在最前沿的物理实验领域，站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说到这里，得提一个背景。量子霍尔效应这个家族，已经拿过三次诺贝尔物理学奖了。1985年，整数量子霍尔效应获奖；1998年，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获奖；2016年，拓扑相变和拓扑材料获奖。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物理学界认为是这个家族最后一个等待实验发现的成员。

拿过三次诺奖的领域，最后一次实验突破，是中国团队做出来的。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说明了很多。

今年9月，薛其坤凭借这项成果入选了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这个奖自2002年设立以来，大约有89位得主后来拿了诺贝尔奖，转化率在18%左右。换句话说，大约每五六个入选者里，就有一个最终拿到诺奖。

北京时间10月6日下午5点45分，斯德哥尔摩会拨出那通电话。每年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物理学圈子都会盯着那个时间点。

但比电话本身更重要的，是电话铃响之前已经发生的事。

一个从山东大学光学系走出来的学生，靠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的坚持，带着团队在一个拿过三次诺奖的领域里完成了最后的实验拼图，让杨振宁说出“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这句话。

这条路上每一个样品、每一次失败、每一组数据，都是中国基础科研从追赶走到并跑的真实脚印。

诺贝尔奖的评选有它的节奏和规则，什么时候颁奖不是哪一个人能左右的。但从中国实验室里长出来的成果，已经站在了世界最前沿，这一点，不需要等电话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