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等足了一百多个年头，就等一个从中国自家实验室里长出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北京时间10月6日下午5点45分，斯德哥尔摩将拨出那通电话。

电话响了。接电话的人叫弗朗西斯·哈尔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来自天体物理的高能中微子”。那个被无数中国人念叨的名字，终究没有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名单上。薛其坤，再次和诺奖擦肩而过。

很多人心里咯噔一下。明明今年九月，他刚拿下“引文桂冠奖”，这个奖自2002年设立以来，已有89位得主后来真的捧走了诺贝尔奖。风向标都指到这儿了，怎么就拐弯了呢。

但话说回来，诺奖的脾气从来摸不透。有研究统计过，从出成果到拿奖，平均要等超过十六年。它奖励的压根不是“今年谁最热”，而是十几二十年前谁种下了那棵最深的树。

薛其坤种下的那棵树，叫量子反常霍尔效应。2012年底到2013年，他的团队在全球首次实验观测到了这个效应，论文发在《科学》上，审稿人直接用了“里程碑式的工作”来定性。

说人话就是：传统材料里电子到处乱撞，又发热又费电。薛其坤团队做出了一种又磁性、又拓扑、又绝缘的薄膜，在零磁场条件下给电子修了一条“无阻高速公路”。电子只在边缘跑，互不打架。这意味着未来芯片可以更低能耗、更高速度，甚至为拓扑量子计算打开大门。

为了这个成果，团队二十多号人干了四年多，测试了上千种样品。薛其坤自己打过一个比方：这好比要求一个运动员，篮球打得像姚明，跑得像博尔特，跳水还要像全红婵。

杨振宁当年在现场说了一句话——“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来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级别的论文”。这句话的分量，懂的人自然懂。

因为在此之前，所有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成果几乎都诞生在海外实验室。中国本土从头到尾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至今没人站上过那个领奖台。

薛其坤是最接近的那个人。他考研三次才上岸，读博花了七年，每天早上七点进实验室，晚上十一点才走，一周七天连轴转。这股“7-11”的劲头，他保持了几十年。

有人叫他“笨人”，他自己也认。可偏偏是这个“笨人”，在2022年拿下了国际低温物理最高奖菲列兹·伦敦奖，2024年拿下国际凝聚态物理最高奖奥利弗·巴克利奖，两个奖都是第一次颁给中国籍物理学家。

同年六月，他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1岁，是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奖拿到手软，诺奖就是不来。2025年物理学奖颁给了三个研究宏观量子隧穿的美国科学家，薛其坤不在其中。2026年又颁给了冰立方中微子项目。连续两年，呼声极高，连续两年，擦肩而过。

这里头有个事儿值得掰扯掰扯。2025年那届诺奖，官方科学背景材料里引用了两篇中国科学家的论文，一篇来自南京大学于扬教授，一篇来自浙江大学游建强教授，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在宏观量子效应方面的贡献已被诺奖官方正式承认。承认归承认，奖杯还是没给。

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扎心的现实。去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到2778亿元，占研发经费比重首次突破7%，创下历史新高。但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普遍在15%到20%之间。差距还摆在那儿。

更值得追问的是钱花在了哪儿、怎么花的。有学者指出，中国科研评价体系长期过度强调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项目经费规模，这种导向容易催生“短平快”的产出，却难以孕育颠覆性的原创思想。论文数量全球第一，高被引论文全球第一，但诺贝尔奖级的突破迟迟不来。这中间的落差，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土壤还不够厚。

基础研究这事儿急不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坂口志文做调节性T细胞研究的时候，同行都拿怀疑的眼光看他。日本化学家北川进搞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发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二十多年后才成为国际化学的重要方向。北川自己说过：“诺贝尔奖是研究开始二十年以后的事，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长期的支持”。

薛其坤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表于2013年，到今天才十三年。从诺奖的时间规律来看，完全还在正常等待区间。诺奖委员会不是不认，只是还没到时候。2026年引文桂冠奖已经给出了最明确的信号，物理学界心里都有数。

回过头看，这次落选真不代表什么。它只是提醒我们，诺贝尔奖从来不奖励此刻跑得最快的人。它奖励的是那些在黑暗中默默走了很多年、最终点亮了一盏灯的人。

薛其坤的实验室灯光，从沂蒙山区的放牛娃亮到了清华园，又从清华园亮到了深圳。那条路，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回答。

信息来源：新京报《从量子物理到基因编辑，诺奖“风向标”背后的华人科学家》，2026年10月6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