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方志敏被俘，在狱中，他用米汤给鲁迅写信，想让鲁迅救他，鲁迅却说：“救不了，不能公开营救”。

主要信源：（人民政协网——鲁迅建议方志敏在狱中“尽量写一些东西”）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已经断粮多日，裤腿撕破，脚趾从布鞋里露出来。

他被搜山的国民党兵围住的时候，身上只剩一支钢笔和一块旧怀表。

他被押到南昌，关进军法处看守所。

那间牢房不大，墙被白纸糊得平平整整，窗户只有巴掌大，白天透进来的一点光，照在脚踝那副十斤重的铁镣上。

方志敏坐在木板床边，不说话。

他把话咽回肚子里，拿起敌人给纸笔，开始写。

敌人以为他会写悔过书，可方志敏写的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从弋阳的农民运动，到根据地的建设，到苏维埃政府怎样分地、怎样让穷人直起腰杆，他一条条写下来，像是要把十几年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

写的时候，看守一推门，他就把纸塞到褥子下面，夜深了再掏出来，借着昏暗的灯光接着写。

后来监狱把他挪到条件稍好的“优待号”，让他和同监的胡逸民住得近。

胡逸民原是国民党那边的人，因为内部的事情也被关了起来，一开始对方志敏是抱着劝降的心思接近。

可看得久了，心里慢慢不是滋味。

胡逸民见过太多在牢里痛哭流涕、咒骂时运的人。

方志敏却整夜整夜地写，写一个穷到身上摸不出一文钱的革命者，写他对中国日后的盼头，写什么叫清贫，什么叫不低头。

有一天，胡逸民主动提起，妻子能来探监，有什么要带的东西，他可以帮着捎出去。

方志敏沉默了很久，把叠好的几页纸递了过去。

纸面是干的，上面什么也看不见。

方志敏告诉他，那些字是用米汤写上去的，到了外面拿碘酒一擦，就能显出来。

那批白纸信里，有给党中央的，也有给鲁迅的信。

方志敏没有见过鲁迅，却一直记得年轻时读过的文章，觉得这个人会懂。

他在信里没有求谁赌上性命去劫狱，只说自己写了哪些东西，希望有人能接住这些稿子，让里面的想法能够传出去。

他清楚，以他这样的身份，公开喊救未必管用，还可能牵连送信的人。

可他还是想试一次，就像往高墙外扔一把种子，能落几颗是几颗。

鲁迅拿到信后拆开，只见几张空白纸。

他翻来覆去地看，又找胡风商量。

胡风想起密信用碘酒可以显影，便去买了碘酒，轻轻往纸面上一擦。

方志敏的字迹一点一点浮出来，写得很密、很稳，没有一句哀求，全是一笔一笔的交代。

鲁迅看完后没有说话，坐在书桌前，手指反复摩挲纸边，像在掂量什么。

他心里很清楚，只要他公开喊一声“放人”，南昌那边不但不会放，还会立刻把人拖出去枪毙，上海送信的人也要跟着遭殃。

他唯一能做的，是托人把话传回去：公开营救不行，只会让人死得更快。

他让送信人带话进去，文稿可以送来，他接得住，也藏得起，会替这些字找一条活路。

消息传回狱中时，方志敏正靠在墙上，脚镣响了一下，之后再没有动。

他没有垮，反倒把剩下的日子全交给了纸和笔。

他找来竹签，蘸着米汤继续写，写完一页就叠成小块，塞进墙角一块能松动的青砖缝里。

后来看守发现墙里有响动，把他转进单人牢房，把大部分文稿拿走。

方志敏依旧写，把纸条缝进衣领里，塞进鞋底，能藏的地方都藏。

写《可爱的中国》那几天，南昌闷得人喘不过气，蚊虫绕着灯光打转。

他一遍一遍地想象中国以后的样子，想孩子们穿干净衣裳，想荒地上开出庄稼，想火车从平原上驶过。

他写得很用力，好像只要写下来，日子就能多留住一截。

他写《清贫》，写被捕时搜不出一个铜板，写革命者的日子可以苦，腰杆却不能弯。

那不是诉苦，是留给后人的一把尺子。

8月6日清晨，牢门被打开。

方志敏放下笔，把最后一页纸叠好放进贴身衣领，拖着脚镣走过长长的走廊。

城外的荒地碎石遍布，风卷着枯叶打旋，几声枪响过后，一张纸片从他的衣领里滑落，飘了几步，落在碎石堆上。

没有人来得及看清上面写了什么。

胡逸民后来把藏在身边多年的文稿带出监狱，辗转送到地下党手里。

鲁迅没能把人救回来，但他接住了一叠又一叠看不见字的纸，等于接住了一个人最要紧的东西。

方志敏当年扔出高墙的种子，并没有全散，后来长成了满山遍野的庄稼。

我认为，方志敏用自己的清贫与沉默回答了所有劝降。

身陷铁窗，他不求自保，只为后人留一盏灯。

临刑之前，仍把字写在纸上。

他倒下了，但那些文字替他活着，替中国的前途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