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4日，一名女犯被执行处决。临行前，她的嗓子被弄坏了，为的是不让她说话，禁止她发出任何声音。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1975年4月4日 張志新為真理而獻身）

1975年4月初的沈阳，天一擦黑，风还带着冰碴子。

监狱那间单人牢房里，一个瘦削的女人蜷在墙角，手腕上的镣铐磨出厚厚的血茧。

明天一早她就要被押去刑场。

可死刑决定下来时，她并没有哭，也没有喊冤，只是闭了闭眼睛，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她叫张志新，从1969年被抓进来，到后来判了无期，再到如今改判死刑，六年里她没有认过一次罪。

狱方嫌她太“硬”，怕她在刑场上还要开口，行刑前一天用锈迹斑斑的手术刀割断了她的声带。

她再也发不出声音了，喉咙上缠着旧纱布，血从边缘渗出来。

她抬头看人的时候，目光沉沉的，看守把脸扭到一边。

她原本不是这副模样，早些年她有一副好嗓子，会拉琴，会说俄语，写一手利落的文章。

50年代初她从师范学校出来，赶上国家急缺俄语干部，就报名去学俄语，后来调进省委宣传部。

丈夫在机关做组织工作，两个人白天各自忙碌，晚上回家带孩子。

日子不算宽裕，可一家四口围着方桌吃饭，她总要给孩子们讲些国家需要人的道理。

在单位里，她从不藏话，开会发言直来直去，别人说半句留半句，她非把事情问到底不可。

后来单位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有问题。

张志新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那些她敬重的老干部，昨天还在布置工作、讲文件、安排生产，今天就被人挂上牌子游街，连家都被抄。

她不反对谁，只是觉得再这样下去，要出大事。

她把想法写成信，也一直在向上级反映。

信里的字字句句都有根有据，没有一句瞎编。

可那个年月，你只要说“有问题”，你自己就成了“有问题”。

1969年秋天，她被抓进看守所。

审讯的人拍桌子让她交代罪行，她反问自己犯了什么罪。

她说她只是提意见，是希望能改掉错误。

她不认罪，不求饶，于是被当成“顽固不化”的典型，从看守所送进监狱，判了无期。

牢房里什么都不剩。

冬天冷得邪乎，她只能把棉衣裹紧蜷在床板上，夏天蚊虫咬得浑身是包，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最忍不了的其实不是苦，是孤独。

家里人不知道她被关在哪里，外面的消息也传不进来。

偶尔放风时她抬头看那一线天，想起天津老家院子里的树，想起丈夫和两个孩子，眼泪就顺着脸颊往下淌。

可回到牢房，她又把腰挺起来。

她也一直跟自己说，话不能烂在肚子里，烂了就什么都没有。

可是到了1970年以后，她的精神明显垮了下来。

一个人关得太久，没有书报，没有可说话的人，她有时整夜不睡，用指甲在墙上画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

狱方说她是精神异常，可她还是不肯写悔过书。

偶尔被拉去提审，她喉咙又干又哑，声音不大，话却始终不变：我没有错，我不能骗自己。

真正让她难受的，是家里捎来的消息。

她母亲从天津托人传话，说两个孩子已经长高，丈夫下放劳动，家里日子过得紧。

张志新听完沉默了很久，那一晚她把脸埋进枕头，肩膀哭得直发抖。

她明白，只要自己低一次头，写几个字，后面就是另一条路。

可第二天管教再来问，她依然摇头。

1975年，改判死刑的判决书送到她面前。

她听完没有表情，也没留遗言。

行刑前一天，看守把她按在木凳上，用小刀割开她的喉咙。

血流下来，她喉咙里发出像风漏过破窗一样的声响。

第二天清早，她被带往沈阳东陵一带的刑场。

枪响的时候，春风正把荒地里的枯草吹出一点绿意。

1979年，辽宁省委在复查旧案时翻到她的卷宗说，说张志新是好党员，坚持真理，宁死不屈，应当平反。

那年3月，辽宁省委决定为张志新平反，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平反大会那天，她母亲已经白发苍苍，拄着拐杖上台，把一束白花放在骨灰盒前。

骨灰盒是空的，她连一样遗物都没能留下。

丈夫带着两个孩子站在台下，没有哭，只是把腰弯得很深。

后人说起张志新，绕不开那条被割断的声带。

她不是圣人，也怕痛，也舍不得孩子。

可她比许多人都坚决：骨头可以断，话不能改。

她用命守住了这句话，替后来的人把一条路走通。

我认为，张志新以柔弱之躯扛起真理的重量。

她用生命证明，良知比性命更贵重，真话比沉默更有力量。

她的血没有白流，为后来者照亮了讲真话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