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政府上任还没多久，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迫不及待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把时间往前推到9月22日，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专门提出要求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所谓“旧敌国条款”。日本过去多年一直推动这个议题，这本身不新鲜。真正不寻常的是，高市政府把这个问题重新抬到如此高的政治层级，而且正值日本安全政策不断向外突破的阶段。

因此，中方9月23日的回应没有跟着日本去纠缠几句法律文字，而是直接把话题指向日本当前的安全路线。外交部明确指出，战后日本所谓“和平国家”定位建立在反省历史、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上，并批评日本现政权持续强军扩武、推动“再军事化”。这已经把争论从一纸条款提升到了日本究竟想成为什么样国家的问题。
茂木9月29日的回应因此很有针对性。他还明确表示，日本会把删除有关内容同安理会改革一道继续推动。
注意这里的细节。茂木表面讲的是联合国改革，实际是在争夺对战后历史秩序的解释权。东京希望把“日本已经改变”固定成国际共识，再进一步削弱历史问题对日本军事政策的约束。中国看得很清楚：如果日本只是讨论联合国文件修订，争议不会这么尖锐；真正让周边国家警觉的，是它一边要求淡化战败国身份，一边又不断扩大军事活动空间。
9月底发生的另一件事，把这种担忧进一步放大。9月2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讨论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这句话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一般政策试探，因为日本长期把“无核三原则”当成战后国家形象的重要支柱，现在连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都开始公开触碰这条线。
中方9月30日的措辞因此格外强硬。外交部指出，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相关义务不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并直接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存在渐进式推动核松绑的企图。这个回应不是针对小泉个人，而是在给整个高市政府划线：安全政策可以讨论，但国际法义务和战后秩序不是东京单方面改写的东西。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日本政府这些强硬言论密集出现时，日本国内另一条对华沟通渠道却在同步运转。9月28日，前外相岩屋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访华，王毅在北京会见了他。中方当面强调，日本应在历史、台湾和对华认知问题上作出正确选择；岩屋则表示，中日关系应回到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这件事非常值得琢磨。高市、小泉、茂木不断向右试探的时候，日本政商界和部分传统外交力量却在努力防止中日关系继续下坠。这不是偶然，而是日本国内真实利益结构在起作用。政治人物可以靠强硬姿态争取保守派支持，企业却要算市场账，地方要算游客账，产业链要算成本账，这几本账不可能永远给政治口号让路。
所以，茂木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并不是他一句“任何国家都无权援引”有多刺耳，而是他代表了一种更成熟的对华操作方式：该施压的时候施压，该引用美国同盟体系的时候引用，该谈历史问题的时候寸步不让，同时又反复声明要建设稳定的中日关系。这种路线比单纯叫嚣更难对付，因为它试图把风险控制在日本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从中国角度看，没有必要被东京这种节奏牵着走。
2026年10月的中日关系，已经越来越像一场耐力较量。东京希望扩大自己的战略活动空间，又不愿失去中国市场和地区稳定带来的利益；中国则要求日本在获得更大国际角色之前，先回答历史、台湾和军事政策三个绕不开的问题。这两套逻辑没有接上，关系自然不可能靠几次寒暄就迅速回暖。
日本还有一个现实困境。它现在越强调战后国际地位应该“正常化”，周边国家就越会重新审视日本正在增长的军事能力。东京原本想把“删除敌国条款”包装成历史遗留问题，可小泉涉核言论、高市政府推进安全政策调整这些动作一叠加，外界关注的重点立刻变成：日本想摆脱的究竟只是几个过时文字，还是战后留下来的整套政治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