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当毛主席正在休息之际，彭德怀绕过警卫，突然闯入房间，直截了当地对主席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抗美援朝的事业恐怕会以失败告终，”听闻此言，毛主席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彭德怀从怀里掏出的不是文件，而是一个冻得硬邦邦的土豆，轻轻放在毛主席面前的桌上。
“这是今天刚从前线一个班长怀里找到的，”彭德怀的声音干涩，“揣在心口，没来得及吃。”
毛主席拿起那个土豆，触手冰凉。他沉默片刻，问：“你说的问题，就是这个？”
“运输线被绞死了。粮食送不上去，弹药送不上去，伤员下不来。再有一个月，不是被打垮，是饿垮、冻垮。”彭德怀顿了顿，“我需要一个人，一个敢把天捅破窟窿的人，去管这条线。”
“谁？”
“洪学智。”
毛主席的手指在土豆上摩挲了两下。“他不是在后方搞教育吗？”
“正是因为他没在前线，才知道这事该怎么从头办。”彭德怀说，“前线的人被炸怕了，只想躲。我要个不知道怕的。”
三个小时后，正在丹东给汽车兵讲课的洪学智接到紧急调令。命令只有一行字：“即赴朝鲜，主持运输。”
洪学智把粉笔一扔，大衣都没拿，跳上一辆吉普车就走。车到鸭绿江桥头，他让司机停下，自己走到桥中间，站在风雪里看了十分钟对岸被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
然后他回来，对随行的参谋说：“第一道命令：从今晚起，所有运输车，不准开灯。”
参谋愣住：“那怎么走？”
“眼睛不行的司机，立刻换掉。”洪学智说，“第二道命令：把全军的汽车兵，按老家分。”
“分……分这个干什么？”
“同一个村、同一个县出来的，编成一个小组。他们方言相通，晚上不开灯，靠声音也能互相找见。”
这套“同乡编组”的办法第二天就开始推行。效果当晚显现：一个山东组在漆黑的山路上掉了队，带头的班长用沂蒙土话喊了几嗓子，散在黑暗里的五辆车全寻着声音聚拢回来，一辆没丢。
十天后，洪学智又下了第三道命令：在所有关键山口，设“敲钟点”。
他让人在每个容易被炸的隘口附近，藏一口钟。运输队快到之前，先派两个兵摸上去，敲钟。声音在山谷里一荡，后面的司机就知道：这段路有自己人看着，可以加速冲。
敲钟的兵牺牲率极高，但这条命令没改。洪学智说：“死两个，救二十车。这账得算。”
一个月后，彭德怀在前线指挥部看到一份统计：运输损耗率从七成降到四成。他给洪学智发电报，只问一句：“还能不能再快？”
洪学智的回电当天夜里就到：“能。给我三百个会算账的会计。”
没人知道他这时候要会计干什么。但人还是凑齐了，大部分是从地方银行紧急抽调来的。
洪学智把这三百个会计分成三十组，每组发一沓表格、一把算盘。任务就一条：算清楚每辆车、每趟任务，到底运什么最“划算”。
一个姓王的会计后来回忆，他们算了三天三夜，发现当时往前线送压缩饼干，不如送面粉。因为饼干占体积，一车装不了多少袋；面粉可以压紧，同样一辆车，能多装出三成的热量。他们还发现，在某些路段，送弹药不如送修车零件——车坏了堵在路上，后面一百辆车都过不去。
这套“会计算法”推行开后，运输效率又提了两成。
五十天期限到时，彭德怀再次走进毛主席的房间。这次他没带土豆，只带了一张纸。
毛主席看完纸上那些曲线上扬的数字，手没有抖。他抬起头，问：“洪学智现在在哪儿？”
“在清川江边的临时车场，亲手给一辆中弹的车换轮胎。”彭德怀说，“他说，轮胎不落地，数据就是假的。”
毛主席点点头，在那张纸上批了两个字：“可行。”
批完，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告诉洪学智，他捅开的这个窟窿，以后就是我们的路。”
命令传到清川江边时，洪学智正满手油污地从车底钻出来。他听完参谋复述，只说了声“知道了”，然后转身对正在修车的兵喊道：“都听见没？这条路，现在是我们的了。今晚，车队翻倍！”
风雪里，汽车引擎的声音忽然轰鸣起来，像一条终于喘过气来的铁龙，朝着黑夜深处扎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