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奸污妇女到什么程度？一位伙夫说出了实情……

 
1946 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检察官当庭呈上了一本封面上画着血淋淋 “耻” 字的相册，里面一张张照片记录着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淫掠，有砍头示众的画面，有被反绑双手、满脸绝望的受害妇女，每一张都触目惊心。

 
看到这些铁证，谷寿夫浑身抖得连手里的本子都拿不稳，掉在地上又慌忙捡起来，这本被称为 “京字第一号证据” 的相册，出自当年只有十几岁的小学徒罗瑾之手。

 
他被日军喊去给军官冲洗照片时，发现底片全是施暴杀人的画面，便冒着杀头的风险偷偷多洗了一套，悄悄装订成册藏了起来，直到战后拿出来作为日军犯罪的证据。

 
这不是坊间传闻，是当年法庭上实打实的、连被告都无法辩驳的证据，这些照片里地狱般的场景，也是当年七八岁的刘贵祥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他跟着家人躲进南京安全区的时候，还是个刚懂事的孩子，却亲眼看见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画面，安全区里全是简陋的竹棚，上头挂着红十字旗，可这面象征人道的旗子根本挡不住兽兵的脚步。

 
日本兵天天闯进来，见着妇女就拖，有时候就在棚子边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施暴，他的母亲为了躲祸，每天都往脸上抹厚厚的锅底灰，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就为了能躲过一劫。

 
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份 “侥幸”，当年 13 岁的谢桂英被日军堵在家里，她哭着喊自己是小孩，可根本没人理会，事后她躺了整整一个星期下不了床，是母亲一口一口米汤把她喂活的。


这件事她念叨了一辈子，直到今年 5 月以 101 岁高龄离世，都没能抹去那天的屈辱，这样的惨剧，在当时的南京城里随处可见，1938 年 1 月，逃出生天的中国士兵陈庆华在《西京日报》上发表文章，字字泣血地写下被俘后亲眼见到的场景。

 
他把那些肆意糟蹋女同胞的日本兵称作 “野狗”，说那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极端耻辱，这篇文章距今已经快 90 年，纸页早已泛黄，可每个字都还浸着血与泪，更有说服力的是第三方中立人士的记录。

 
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友人，每天都在日记里记下日军的暴行，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在日记里写，1937 年 12 月 17 日，好几批日本兵开着卡车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强行把姑娘带走。
 

第二天送回来的时候，一个个都像丢了魂一样，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史德蔚也留下了记录：日军进城之后，鼓楼医院接诊的性病比例从 15% 一下子飙升到了 80%。

 
就连当时被日军邮政检查部门截获的外国信件里，也明确写着日本兵在南京强奸妇女数万人，连十二岁的少女都不放过，施暴后惨遭杀害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不是中国人的一面之词，是中立第三方亲眼所见、亲笔所记的事实。

 
更讽刺的是，就连日本兵自己写回家的家书里，都藏着暴行的铁证，一个叫村田芳夫的士兵，1938 年 1 月给家里父亲写信，得意洋洋地说南京有个 “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那里用刀砍人或者枪毙人，尸体直接扔进扬子江冲走，他还觉得 “真痛快”。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就站在南京的土地上，脚下踩着的全是中国平民的尸骨。在那场浩劫里，没有年龄之分，也没有身份之别。

 
怀孕九个月的十七岁姑娘被施暴后生下孩子，整个人彻底疯了；六十岁的常王氏照样被拖走残害；江宁县九岁的小女孩被拐走后，再也没能回来。
 

当年被日军抓去军营做饭的伙夫后来回忆，日军每天都会派人到城里各处搜寻妇女，抓回军营之后，白天要做苦工，夜里就要遭受轮番侵害，有的妇女一晚上要经历十几次折磨。
 

敢反抗的当场就会被杀害，就算是顺从的，大多最后也会被灭口，根本不会留活口，他趁着看管松懈逃出来的时候，整条南京街上看不到几个活人，到处都是尸体，惨不忍睹。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后来的认定，南京沦陷后的第一个月里，发生的强奸案件就接近两万起，无数妇女在遭受侵害之后又被残忍杀害。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8 周年，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经只剩 24 位了，刘贵祥老人也在今年 5 月离世。
 

这些老人走一个，我们就少一个活着的证人，可证据永远不会消失，档案在那儿，照片在那儿，日本人自己写的信也在那儿，铁证如山，从来都容不得半点否认。
 

我们没有资格替那些死在屠刀下的同胞说原谅，也没有资格替那些带着创伤活了一辈子的老人说释怀，守住真相，不忘历史，就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