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让工人从头再来，你们自己怎么不从头再来？艾跃进2014年4月在成都一家国企演讲时，把这句话直接砸在了台面上。台下坐着的，很多是已经被裁掉或者即将被裁掉的一线工人。他说这话的时候，通钢事件过去还不到五年。
 
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集团三万名工人因为反对建龙集团控股而聚集抗议，七个高炉先后停产。
 
建龙集团派驻通钢的新任总经理陈国君赶到焦化厂要求工人复工，被围堵在办公楼里，从二楼楼梯被推了下去，当天傍晚死亡。这件事极端，但极端背后是什么？
 
通钢工人此前每月收入从三千元左右一路降到了三百块，而陈国君的年薪据说是三百万。一个拿三百万的人，让一个月拿三百块的人接受改制，你换谁谁能服？
 
艾跃进后来直接说了一句：“自己拿三百万年薪，让工人统统都下岗，他不死谁死！”
 
通钢是特例，但通钢的逻辑不是。从1998年到2002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2023万人，加上1998年以前累积的，总量达到2715万人。两千七百多万人的饭碗，在一纸协议面前碎掉了。
 
沈阳铁西区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这个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大、最密集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近70万工人失去工作。
 
铁西区35万国企职工中有13万人跟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剩下的还有大量工人回家“休假”，当时那个地方被叫成全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
 
上海那边，从九十年代开始先后有一百多万国营工人下岗。到2003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宣布“再就业服务中心”全部关闭，上海成了第一个“下岗工人消失”的城市。
 
刘欢那首《从头再来》就是在那几年唱遍全国的。“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歌是好歌，刘欢也是义务录的，一分钱没要，就想给丢了生计的人一点撑下去的念想。
 
但问题是，这四个字落到谁头上，谁才知道有多重。一个在机床厂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师傅，手上的功夫比机器还准，下岗之后连买袋面的钱都凑不齐。
 
一个两口子都在厂里的家庭，同一天丢了饭碗，孩子的学费要挨家挨户去借。你让他们从头再来，他们的“头”在哪里？
 
而做决策的人呢？定方案的人呢？喊“减员增效”口号的人呢？他们的饭碗从来没晃过一下。
 
艾跃进不反对改革，他反对的是——改革的好处被一部分人拿走，改革的代价被另一部分人扛下。
 
他在演讲里还提到一种情况：有些企业打着改革旗号，把集体企业变成私人的，结果员工丢了饭碗，老板一夜暴富。这话放在今天看，一点都不过时。
 
两千七百多万人用后半辈子替一场转型买了单。这个单买完了，国企确实活了，经济确实起来了，这是事实。但那些被“买”掉的人，他们的账谁算过？
 
艾跃进那句质问之所以过了这么多年还在被人翻出来，不是因为它有多尖锐，而是因为它问了一个太基本的问题：代价，凭什么总是最没有退路的人来扛？从头再来这四个字，不该只属于扛不动的人。

信源：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