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晚清名臣，左宗棠与李鸿章长期政见不合是有深层原因的，翻看左宗棠对李鸿章的相关评价，就能看出二人的分歧所在。二人矛盾并非单纯私人恩怨，核心集中在国防战略、外交理念与洋务路线上。

光绪七年，左宗棠赴京途中经过天津，与李鸿章接连会谈。谈完以后，他写信给刘坤一，说李鸿章“意见已融，无复从前偏执意态”。
这句话很有分量。两个人过去争得很厉害，可真坐下来谈，旧嫌并非不能缓和。可几年之后，中法战争一起，左宗棠与李鸿章在战与和、撤兵与留兵的问题上又站到了不同位置。人的关系可以松下来，政见却会重新分开。

分歧最深的地方，其实落在一张地图和一笔钱上。
李鸿章长期经营直隶、北洋，天津就在京师门户之外。外国舰队可以沿海行动，日本又在同治末年以后不断向外扩张。对他来说，海口、舰船、炮台和近代陆军不是远处的事情，一旦海防失守，压力会直接逼到财富最集中、政治最敏感的地区。

左宗棠面对的却是另一张地图。他离开东南以后长期办理陕甘、新疆军务。阿古柏控制新疆大片地区，俄国又占据伊犁。西北如果继续收缩，丢掉的并不是一座孤城，甘肃以西的防线、蒙古方向的安全以及清朝西北边界都要跟着变化。

光绪元年前后，双方的差别终于落到奏折上。
李鸿章提出把更多财力转向海防。他那句“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说得十分尖锐。西征长期耗费巨额军饷，海防同样需要钱，清廷不可能毫无代价地两头扩张。

左宗棠没有接受这种取舍。
他上奏称“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坚持西征不能半途停止。部队已经越过关陇向西推进，运输、粮台、协饷都围着这场战争运转。

一旦停兵，军费固然可以暂时省下一部分，已经形成的西北进军态势却会一起失去。
清廷后来继续支持西征。数年间，新疆大部重新纳入清朝控制，伊犁问题随即转入对俄交涉。左宗棠没有因此拒绝谈判，他仍然调兵筹饷，保持边境军事压力，同时让外交交涉继续进行。兵没有取代谈判，兵却没有在谈判开始时先撤掉。

这和李鸿章处理外部危机的习惯明显不同。
李鸿章在天津接触各国使节，又负担北洋防务。开战以后，他首先要计算海军能不能支撑、沿海能不能守住、财政还能撑多久。越南问题恶化时，他多次希望把冲突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不愿轻易把清朝拖入同法国的全面战争。

左宗棠看重的则是谈判时手里还剩多少军事筹码。到了光绪十一年，清廷已经决定结束中法战争，他并没有要求推翻议和决定，而是在奏折里盯住撤兵次序，要求关键条件尚未落实以前，不要过早撤去防军。

两个人争的，也并非一个要洋务、一个反洋务。
左宗棠在福建任上主持创办船政，办船厂、造轮船、设学堂，培养制造和驾驶人才。后来他转赴西北，船政仍由沈葆桢接办。李鸿章经营江南制造和北洋海防，同样大量购买、仿造新式武器，后来又把相当财力投入舰队建设。

两人都知道旧式军队挡不住列强的新式火器，都愿意用西方技术改造军备。可一到银子真正从哪里出、船炮先摆到哪里、哪一面边防更不能退时，分歧立刻出现。福建船政、西征军饷、北洋舰队，最后都要从关税、厘金、地方协饷这些有限财源中分配。

这种冲突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已经露出过影子。李鸿章的淮军经营江苏，左宗棠的楚军承担浙江军务。军队跨过省界，跟着移动的还有粮饷、税源和地方控制权。左宗棠曾对淮军进入浙江颇有不满，可淮军攻取长兴等地以后，他仍承认对战局有利，并继续同李鸿章协调军务。

到天津会面时，左宗棠能够说“意见已融”；不久以后，他谈到政务，又承认两人“议论时有异同”。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恰好留下了他们关系最真实的一面。

光绪十年以后，法国舰队把战争推进到东南沿海，福建水师在马尾遭到重创。左宗棠重新来到福建办理军务，眼前已经不是新疆荒漠，而是港口、舰船和海防。他照样筹划船炮和防务。防区换了，他并没有把海防丢给李鸿章。

次年议和开始，李鸿章要尽快让国家退出一场代价越来越高的战争，左宗棠则不愿在条件未定时先撤军事后手。

两个人的距离又一次出现，却已经很难用几封骂人的书信来解释。
光绪十一年九月，左宗棠病逝福州。此前他还在处理福建军务。李鸿章继续主持北洋，舰队、炮台和军工建设仍在扩张。新疆已经基本收复，伊犁也经重新交涉收回。

当年天津那几次长谈确实化开过旧嫌。
可清廷手里仍只有那些银子，海上仍有舰队，西北仍有漫长边界。左宗棠和李鸿章真正争了多年的，就是这些有限兵饷究竟先压在哪一头，以及到了谈判桌前，手中的兵究竟该不该先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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