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日记—— 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光谱、一种处境，还是一个承诺？

黎凡特地区的人，无论从文化、习俗、相貌还是口音，都是接近的。在黎巴嫩的流行文化中，巴勒斯坦始终是重要的情感底色。自1948年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巴勒斯坦人来到黎巴嫩，从政治流亡者到普通难民，无论这个系统多么处心积虑地他们隔离出去，让他们在自治的难民营中自生自灭，他们也已然成为了黎巴嫩的一部分。

比如，系统无法阻止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相爱、结婚。倘若你的母亲是巴勒斯坦人，父亲是黎巴嫩人，那么你就是法律上的黎巴嫩人。反之，你在法律上则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巴勒斯坦人与黎巴嫩人并非是由一纸文件划分开的，我们见到的很多人都处于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的光谱之中。

我们有幸拜访卡纳法尼的侄女Nahla，她管理着位于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卡纳法尼文化基金会，在难民营外拥有两套父亲留下的公寓，一个埃塞俄比亚女佣24小时贴身照顾她的起居。她的母亲是黎巴嫩人，父亲幸运地在某个窗口期获得了黎巴嫩公民身份，于是，她也是黎巴嫩公民。但因为她的家族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重要知识生产与历史行动者，她又从小与父亲和叔叔亲近，进而吸收了他们的决心与愿景，也吸收了他们的痛苦与不甘。她与巴勒斯坦建立了深深的情感纽带，那片土地是她无法返回的家园。

不过，她说，在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她是巴勒斯坦人，其他人都已经是黎巴嫩人了。她的子女们也早就跟巴勒斯坦没有纽带了。她最后感叹，“我父亲死了，我也进入暮年，我们终将失去巴勒斯坦这个梦。”

在另一个更大更混乱的难民营，我见到Tarek，他的父亲生前是巴勒斯坦“人阵”（PFLP）抵抗战士，一生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设计过火箭弹发射器。Tarek同样有着黎巴嫩母亲，却没有Nahla那样幸运地获得黎巴嫩公民身份。他生活在难民的生态系统中，依托于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提供的教育，在难民营结婚，也在难民营抚养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自然也无法取得黎巴嫩身份，自出生起就在营地里生活，参与每一场关于巴勒斯坦的抗议或庆祝。

2000年，以色列结束对该地区长达22年的占领，黎巴嫩南部解放，Tarek所在的难民营的很多人都去了南部可以看到巴勒斯坦的边境，向以军扔石头，2个营地的人被以军隔着边境杀害了。“当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一切。”

人们说”一代人死了，下一代人就会忘记“，可这不是Tarek感受到的，他说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意志更坚定。他说起父亲临终前跟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能回到巴勒斯坦，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如果他无法回到巴勒斯坦，他临终前也会跟女儿说同样的话。”巴勒斯坦在我们的血液里“，他努力抑制着起伏的情绪，把手臂伸到我面前，“你想看吗？我切开血管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