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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校内文件,把黄山、九寨沟等21个风景名胜区列了出来。今后,北大各单位不能再去这些地方开会。通知很短,指向很清楚。 坦率说,这不该只是一所大学的内部纪律。我们社会对公款旅游的敏感,来自一个朴素常识:钱是公共的,风景是私人的。会议室摆进景区,培训就变了味;报销单上写会务费,行程里却 ​

一份校内文件,把黄山、九寨沟等21个风景名胜区列了出来。今后,北大各单位不能再去这些地方开会。通知很短,指向很清楚。

坦率说,这不该只是一所大学的内部纪律。我们社会对公款旅游的敏感,来自一个朴素常识:钱是公共的,风景是私人的。会议室摆进景区,培训就变了味;报销单上写会务费,行程里却藏着索道票和门票。这类事反复出现,说明问题不在某个人的侥幸。

核心矛盾在审批链条。会议、培训、考察、调研,名目可以替换;只要预算能列支,发票能凑齐,目的地就能绕开禁令。事前审必要性太软,事后审票据太晚。审批者与被审批者同在一座楼里,监督容易变成默契。

为什么一再发生?因为违规成本常常低于收益;退钱、批评、写检查,挡不住下一次变通。我们需要把会议地点、经费来源、审批责任人晒在阳光下,让“为什么非去不可”成为前置问题。让每一次公款出行都可追问、可拒绝、可追责。

北大这纸禁令是好事。但真正要拿掉的,不是几个景区名字,而是公款旅游的变通空间。过紧日子必须紧在预算上、紧在审批上、紧在责任上。否则,文件越厚,信任越薄。北京大学禁止赴风景名胜区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