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国军中将张辉瓒被俘，看到毛主席后，他哀求道：“润之，我有钱，别杀我，叫我老婆拿钱、医药、枪弹换我的命！”
张辉瓒被关在茅坪一间土屋里。他来回踱步，反复盘算：南昌家里有金条，妻子认识不少有门路的人，只要消息送出去，赎他回去的希望很大。
第三天，看守的战士送来纸笔。张辉瓒立刻给妻子写信。他详细列出赎人条件：先送药品和现洋以示诚意，再谈枪支弹药，最后是金银细软。他特意叮嘱：“此事宜快不宜迟，找李副官去办。”
信送走后，他安心了许多，每天整理衣衫，等着谈判的人来。
十天后，村口来了三个人。为首的穿着长衫，提着皮箱，自称是张夫人派来的代表。他们在红军干部的陪同下走进屋子。
代表打开皮箱，里面整齐码着银元。“这是第一批，五百大洋。”他又取出几盒西药，“夫人说，枪支正在筹措，请务必保障张将军安全。”
张辉瓒点点头，看向红军干部：“请转告润之先生，我说话算话。只要放我回去，后续条件一定兑现。”
红军干部收下东西，只回答：“我们会按政策办。”
又过了五天，村苏维埃开了一次会。几个从东固逃来的农民闯进会场，情绪激动。“不能放他回去！”一个老汉扯开衣襟，露出身上的伤疤，“他手下在我村里杀了十七个人！”
主持会议的何长工解释，正在谈判，会考虑群众意见。
老汉拍着桌子：“我们不要钱！要偿命！”
会场上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按政策交换物资，有人坚持要公审。最后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听取各方意见。
大会前一天，张辉瓒从看守口中听说了东固群众的要求。他愣了片刻，随即摆手：“乡下人不懂政治。赎我的事，我妻子已经打点好了。”
第二天上午，河滩边聚集了几百人。张辉瓒被带到台侧坐下，看见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里才有些发慌。
红军代表先讲话，说明反围剿胜利和俘虏政策。接着，几个农民上台控诉。每讲完一个，台下就响起一片喊声。
轮到张辉瓒发言时，他站起来，提高声音：“过往之事，我愿用家产赔偿……”话没说完，一个汉子冲上台，指着他的鼻子：“我娘死在你们放的火里！钱能买命吗？”
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何长工急忙上前维持秩序，但愤怒的人群已经涌向台子。
张辉瓒被挤下台，推向河边。他回头想找红军战士，却看见几个农民围了上来。
一个老汉举起了手里的扁担。
张辉瓒下意识去摸口袋——那里空空的，妻子塞给他的怀表早已被收走。扁担落下的瞬间，他最后想到的是那封详细列出赎买条件的信。
三天后，那五百块大洋和药品被送到东固。分发的干部对聚拢的村民说：“这是按政策处理的。”
村民们默默接过东西。那个最先冲上台的汉子领了一盒药，转身走回自家半塌的屋子。他把药放在灶台上，对着空荡荡的屋子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收拾被火烧过的梁木。
在南昌，张辉瓒的妻子等了两个月，终于收到一封没有落款的信。里面只有一张被河水浸湿的照片，背面她亲手写的“儿已会叫爸爸”字迹已经模糊。
她把照片收进抽屉，没有再托人去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