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时期，一个人讲了个斯大林的笑话，被克格勃抓了。
法官宣判：散布反苏维埃言论，判处23年徒刑。
犯人想不通，反复盘算着那句玩笑话。传进他耳朵的人是谁，他已经记不清了，说出去时旁边正好坐着谁，他也不确定。但逮捕他的克格勃中尉记得每一个细节，包括他当时嘴角上扬的弧度。

监牢的第一夜，他缩在角落，听见隔壁传来咳嗽声和含糊的低语。第二天放风，他试图靠近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却立刻转身，背对着他走到天井的另一端。他知道，在这里，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带来新的刑期。
1956年，关于二十大的消息像风一样，在放风队伍沉默的头顶盘旋。看守送饭时，破天荒地没有用力摔门。过了一阵，他的牢房门在非放风时间打开了。一个他没见过的军官站在门口，示意他出来。他被带到一个狭小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他的案卷。
“判决撤销，”那年轻的军官头也不抬地说，“你可以走了。”

没有更多解释。他换回自己的旧衣服，布料散发着霉味和消毒水的气息。走出卢比扬卡，他下意识地抬手遮住眼睛。街道明亮得让他眩晕，行人匆匆，没人多看他一眼。他摸了摸口袋，里面是入狱时上交的几枚硬币，和一块早已停走的表。
他回到了家乡卡缅斯克，却回不到原来的生活。工厂仓库的登记工作简单、重复，也安全。他每天清点冰冷的金属零件，在进出库表上划下工整的对勾，不和任何人多说话。午餐时，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废弃机床的阴影里，啃着黑面包。
1961年，关于列宁墓的消息传来，食堂里议论纷纷。一个老工人坐到他旁边，声音压得很低：“现在说斯大林，没事了。”他点点头，继续喝他的汤，喉咙里嗯了一声，算作回应。老工人看了他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起身走了。

退休后的生活规律而寂静。公园的长椅，啄食的鸽子，跑来跑去的孩子，构成了他全部的世界。直到那个戴眼镜的陌生男人出现，递来一支烟，也递来一个他以为早已封存的问题。
“我不记得了，”他听到自己平静的声音，“太久了。”
他掐灭那截还很长的烟，起身离开。长椅上的男人欲言又止，最终只是看着他走远。他沿着熟悉的小路回家，步履平稳，只是影子在午后的阳光下，被拉得又细又长，像是某种无声的丈量。妻子正在窗口张望，桌上摆着两人的午餐，一切如常。他推门进去，将公园里的插曲和那个名字，一同关在了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