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亲笔写的《党内通信》，读懂了这封《党内通信》，就懂得了毛主席的委屈与无奈！

1959年4月29日深夜，中南海丰泽园的灯还亮着。毛主席伏在案前，笔尖沙沙作响，写下一封《党内通信》。收信人不是少数中央大员，是省、地、县、社、队、小队整整六级基层干部。

后世不少人说起当年的浮夸风，总轻飘飘一句“毛主席当时脑子发热”。可他们从没认真读过这封写在风气最盛时的信。读懂了它，就读懂了他当年的清醒，也读懂了他半生的委屈与无奈。

这封信没有命令的口吻，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开头只说“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像一个种了半辈子地的老农民，跟基层干部掏心窝子。

第一个问题，包产。那时各地都在放“高产卫星”，今天报三千斤，明天吹一万斤。毛主席在信里直接泼冷水：“去年亩产300斤的，今年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

他不是凭空说的。他是韶山冲农家子弟，犁地、播种、收割哪样没亲手干过？他常跟身边人说：“我种过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我心里有数。”有一回地方干部送来“亩产万斤”的喜报，他扫了一眼就摇头：“吹牛。把别处的稻子堆到一块造假，骗得了上面，骗不了土地。”他怕的从来不是产量低，是下面为了凑数字，把老百姓的口粮都吹没了。

第二个问题，密植。当时有的地方瞎指挥，硬逼农民把种子密密麻麻撒进地里，结果庄稼不透风，大片烂在田里。毛主席在信里直接批评：“上面死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1958年他到河北农村，蹲在田埂上扒开稻丛一看，密得连风都透不过，当场就跟干部说：“这样种秋后要减产的，要实事求是。”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他语重心长：“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而他自己更是带头践行。三年困难时期，他给自己定下死规矩：不吃肉、不吃蛋。警卫员回忆，那段时间他明显瘦了，脚都肿了，劝他补补，他总摇头：“老百姓都吃不饱，我吃不下。”

第四个问题讲播种面积，他说“少种、高产、多收”是长远目标，三年以内先保总面积、稳住总产量。第五个问题讲机械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不喊空口号，不画大饼，这份定力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格外难得。

最见胸襟的是第六个问题：讲真话。他写下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更难得的是，他没一味指责基层，反而说了句公道话：“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一句话，道尽了他的无奈。层层加压逼出满纸牛皮，可后世的骂名，却大都算在了他头上。

信的最后，他还风趣地说：如果事实真达到了高产，我当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他根本不在乎落个“保守”的名声，在乎的是粮食，是老百姓的饭碗。

可历史的误会偏偏这么深。后来很多人把浮夸风的账一股脑算在他头上，说他脱离实际。可他们忘了，在绝大多数人头脑发热的1959年春天，是他第一个站出来降温，是他最早喊出“假话一定不可讲”。

这不是他第一次反对假话。1961年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派身边人员下乡，再三交代：“要听真话，不要怕难听；要讲实情，不许报喜不报忧。”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当众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间接的我也有份。”他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却半句没提自己早在1959年就写过这封纠偏的信。

这就是他的委屈：别人发热的时候，他在降温；别人吹牛的时候，他在喊停；最后出了问题，他来担责任、挨骂名。

这封薄薄的党内通信，重若千钧。它藏着毛主席最朴素的初心——实事求是，也藏着他最深沉的无奈——真话难讲，误解难消。

几十年过去再读这封信，更懂他的伟大。他从来不是坐在云端的领袖，是种过地、懂农民、知疾苦的当家人。他一辈子反对假话，一辈子护着老百姓的饭碗。

“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句话，过去管用，现在管用，永远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