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位和尚游历四方途中，忽然被大雨困住。无处避雨之下，他只能躲进一位妇人的家中。
后来流传的公案故事里，这场雨差点要了和尚的命。
他借宿在董姓人家。当晚去茅厕时发现异常，随后有人从里面捞出一具女尸。死者正是这家的女主人。一个刚进门的陌生和尚，一具突然出现的尸体，两件事撞在一起，和尚很快被当成嫌疑人。
南宋淳祐七年，也就是1247年，宋慈完成《洗冤集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资料显示，这部书专门总结尸体检验、伤痕判断和死因辨析经验，宋慈特别强调，处理死刑案件，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检验，不能只听口供定罪。
到了明代，这套检验传统仍在延续。《洗冤集录》长期被司法人员用于验尸和办案，法务部门公开资料也明确指出，其影响跨越宋、元、明、清四代。
这样再看和尚遇到的麻烦，问题就很清楚了。
如果只凭“人在现场”便认定杀人，证据显然不够。人是什么时候死的，身上有什么伤，尸体为何出现在粪坑，和尚有没有作案时间，这些都应先查。古代技术远不如今天，但“先验明死因，再核对人证口供”的原则并不陌生。
传说后来出现了一名目击者。她称案发前看到另一名男子进入院中，案件才转向新的嫌疑人。再经过讯问和验尸，和尚最终被排除。
至于后半段所谓女主人与邻居私通、争执中意外死亡等内容，由于没有可靠史料支撑，就不宜继续当成确定事实铺陈。民间故事喜欢把案情写得曲折，真实司法却恰恰要求少一点想当然。
这也是这则故事最值得留下的部分。
一个人看起来“最可疑”，不等于他就是凶手；一套解释听起来很顺，也不代表它就是事实。很多冤案的起点，并不是完全没有证据，而是办案者先认定答案，再挑选能够证明答案的材料。
宋慈在《洗冤集录》序言中留下过一句很重的话：“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公开资料记载，这部五卷著作正是在长期司法实践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意义不在于古人已经拥有现代法医学，而在于当时的人已经认识到：面对一条人命，经验、身份和舆论都不能代替证据。
所以，这个和尚究竟是谁，今天已经很难追究，故事中的许多人物也未必真实存在。但它能流传下来，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断案”“洗冤”观念有关。
从凭印象判断，到依靠检验、证据和复核，司法经验一点点积累。旧时代不会在某一天突然结束，新规则也不会一夜成熟。可当人们开始相信事实比猜测更可靠、程序比先入为主更重要时，一个旧的时代已经在退场，新的时代也就有了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