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大地主宗子敬掀开自家后院的青石板，给子弹打光的八路军搬出了整箱的黄澄澄子弹、木柄手榴弹，还额外塞了两封红纸裹着的银元。


1939年春，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来到陵县一带，准备进一步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此前，这支部队曾在魏龙江等地打击日伪军，逐渐打开局面。3月底，支队长曾国华率部转入大宗家及周边村庄休整，准备补充给养、调整部署，却没想到日军已经开始筹划新的军事行动。

当时，第五支队并没有全部集中在大宗家村。支队机关和部分官兵分别驻扎在前侯家、后侯家、赵玉枝家等村，第五团团长龙书金则率团部及部分直属部队驻守大宗家。几个村庄相距不远，却缺少足够坚固的防御工事。日军只要利用汽车和骑兵快速穿插，就可能切断各部之间的联系。

3月31日夜间，驻德州日军开始向这一地区集结。关于敌军具体人数，不同战史记载略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日军投入了步兵、骑兵和炮兵，并利用汽车快速机动。4月1日拂晓，敌人突然向第五支队各处驻地发动进攻，原本准备短暂休整的八路军立即投入战斗。

大宗家村很快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的目标。第五团第十二连、特务连依托村庄西侧和南侧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第三营第十连也从阎福楼方向突破封锁，进入村内支援。日军不断用火力压制守军，试图冲入街巷。双方反复争夺房屋和道路，战斗逐渐发展为近距离拼杀。

随着时间推移，守军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日军能够利用炮兵掩护步兵进攻，八路军则必须依靠有限的枪弹坚守。连续交火后，一些阵地不得不使用刺刀进行近战。战士们既要抵挡敌人，又要照顾伤员，还得寻找继续抵抗的地方。宗子敬家的“保险院”，就在这时成为重要阵地。

宗家的围墙比普通民房坚固，角楼能够提供较好的观察和射击位置。龙书金等官兵进入院内后，利用围墙、垛口组织防御，将机枪部署在有利位置。日军虽然占有兵力优势，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攻破这处阵地。宗子敬不仅允许部队使用宅院，还拿出了家中长期储备的武器弹药。

宗子敬捐献的物资中，包括几十支步枪和数万发子弹。部分战斗回忆还提到，他从后院存放防盗枪弹的地方取出十几箱弹药，交给急需补给的战士。这些枪弹对于被围困的八路军格外重要，因为每增加一份弹药，就意味着守军能够多抵挡一次进攻，多争取一点突围时间。

宗子敬作出这样的选择，并非没有风险。日军已经逼近村庄，宗家宅院也处在交战范围内。一旦敌人攻入院中，不仅财产可能遭到毁坏，家人的安全同样难以保障。然而，他仍然把原本用于守护家业的枪弹交给抗日部队，让私人宅院成为抵抗侵略的阵地。

这场战斗中，帮助八路军的并不只有宗子敬。附近赵玉枝家村的赵振德，在战斗爆发前捐献了七八千发子弹和上百枚手榴弹。邓家村的邵恒升则带领十几名青年，冒险向部队送水送饭，并协助抢救伤员。当地群众提供的这些帮助，为被围官兵坚持战斗创造了条件。

战斗进行到下午，日军仍未完全控制大宗家村。在赵玉枝家附近，第五团第一营发现日军骑兵集结，随即组织突击。营长温先星指挥部队向敌人发动攻击，日军指挥官安田大佐在交战中被击毙。敌军随后调整部署，继续集中兵力进攻大宗家，村内守军再次承受沉重压力。

下午3时左右，第五支队机关和第一、第三营先后突出包围，向大宗家以北方向转移。然而，第十二连、第十连和特务连等部仍被困在村内。经过多次尝试，守军始终难以打开通道。已经突围的部队随即组织力量，从敌军侧后发动攻击，终于为大宗家守军创造了撤离机会。

经过一天激战，第五团机关和部分官兵成功突围，但战斗代价十分沉重。第五团政委曾庆洪、政治部主任朱挺先等人牺牲，团长龙书金身负重伤。有关战史对双方伤亡人数存在不同统计，但都记载了八路军官兵顽强抵抗、日军遭受重大损失的经过。

宗子敬的贡献也在战后得到认可。由于他开放宅院、捐献大量武器弹药，八路军授予他“爱国人士”称号。宗家的院墙不仅提供了实际掩护，也让缺少重型武器的守军获得了一处能够继续抵抗的阵地。这份支持，在当时紧张的战场环境中有着重要作用。

后来，大宗家村建立了战斗纪念碑。2015年6月，大宗家抗日战斗遗址被列为山东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6年9月10日，《人民政协报》再次刊文回顾这段历史，提及宗子敬捐献枪支弹药、利用“保险院”掩护八路军突围的事迹，使这位鲁北乡绅的名字重新受到关注。


在我看来，认识这段历史，还应当看到普通民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前线官兵能够坚持战斗，离不开后方群众提供粮食、弹药和医疗帮助。宗子敬、赵振德、邵恒升等人身份不同，采取的方式也不相同，却都为抵抗侵略贡献了力量。真正值得后人记住的，不只是宗家院墙挡住过多少次进攻，更是危难来临时，人们愿意拿出什么、承担什么，以及这些选择怎样帮助身边的人渡过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