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俩有私仇，赫鲁晓夫的儿子是空军，犯了错误要枪决，赫鲁晓夫求斯大林放一马，不要枪决，保一条命，斯大林没有同意，按法律办。就枪决了。
这事之后，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对斯大林还是毕恭毕敬，该汇报汇报，该鼓掌鼓掌，但心里那根刺是越扎越深。他总想起儿子小时候骑在自己脖子上的样子，可一转念，又是军事法庭那份冷冰冰的判决书，末尾签着斯大林同意的笔迹。他知道儿子犯的事不小，但总觉得不至于死，那么多人都能网开一面，怎么到了他这儿就不行。他琢磨，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
斯大林呢，好像压根没把这当回事。开会的时候照样拍着赫鲁晓夫的肩膀，喊他“尼基塔”，有时候还拿乌克兰的收成开玩笑——赫鲁晓夫以前在乌克兰干过书记。周围的人都跟着笑，赫鲁晓夫也咧嘴笑，可那笑像画在脸上似的，肌肉绷得发酸。回到家里，他就一个人坐着，盯着窗外看很久。妻子也不敢多问，家里气氛总是沉沉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仗打完了，国家开始重建。斯大林的身体渐渐不如以前，开会的时间短了，脾气却更让人捉摸不透。赫鲁晓夫的位置慢慢往上挪，管的事多了，接触的人也杂了。他听到不少私下里的抱怨，关于过去的清算，关于一些干部的消失，这些话像种子一样撒在他心里。他有时会突然想起那些年，自己也是跟着指示办事的人之一，但如今失去儿子后，他好像头一回从别的角度去咂摸“指示”这两个字的分量。
1953年三月，斯大林去世。举国哀悼，赫鲁晓夫也在治丧委员会里忙前忙后，哭得很悲痛。可局势变化很快，几个月后，贝利亚被逮捕处决，赫鲁晓夫在这个过程中出了大力。位置越高，他手里经手的历史档案就越多。那些尘封的报告、名单、指令，他一份份地看，有时看到深夜。他看到一个庞大的 system 如何精密地运转，而他自己，曾经也是这 system 里一个挺重要的齿轮。
终于，在一年后的那个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那份秘密报告。他没提自己的儿子，从头到尾都在说党的原则、集体领导、法治。他列举了很多名字和数字，讲那些被冤枉的人，讲个人崇拜带来的危害。台下鸦雀无声，有的人震惊，有的人惶恐。他知道，这份报告一讲，就跟斯大林的时代彻底划开了一道口子，也跟自己过去的一部分划开了。他心里那根扎了十几年的刺，好像随着这些话，稍微松动了一点，但并没有消失。它成了他的一部分，提醒他权力是什么，代价又是什么。
后来有人私下议论，说赫鲁晓夫那报告是在报私仇。他只是抽着烟斗，眼睛望着别处，说：“那是历史问题，要讲清楚。”再也没提过别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