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躲在药窖里的林淑华让身边的护士把贴身内衣全脱下来。
头顶上日军扔进来的催泪毒烟正嗤嗤冒着黄烟，洞口还架着机枪，谁露头谁死。
药箱里仅剩的半壶蒸馏水必须倒在这些扯下来的棉布上，用来死死捂住嘴鼻。
这事儿要是换做普通人，在那个黑不见底的窄坑里，早就吓瘫了。外面皮靴踩得药瓶乱响，三个同伴刚被拖出去就没了动静，接着毒气筒就滚到脚边。人到了绝境，第一反应往往是哭喊或者往外撞，可林淑华偏偏在最要命的几秒钟里，脑子转得飞快。
她很清楚，没有滤罐的旧防毒面具就是个摆设。要活命，就得过滤毒气，而身边唯一能吸水、能捂严口鼻的，只有贴身穿的那层粗布棉内衣。脱衣服不是慌了，是她知道烟往上走，人得趴低，湿布贴在脸上，能抢下一口喘息的生机。
甚至连敌人放火烧洞口，都成了她们的掩护。日军以为里面没声了是全被熏倒，不敢下来看，一把火反倒把另一头的通风沟遮得严严实实。她手里握着止血钳，撬开砖头，带着周玉等几个人顺着暗沟硬是爬了出去。
更险的还在后头。半道上撞见伪军巡逻队盘问，她没把大家全交出去，自己迎上前，摸出一块银元和那件湿透的衣服，扮成找男人的寡妇挨了一脚，才把哨卡给晃了过去。
最后几个人缩在接应的马车稻草里，听着河对岸医院被烧的枪声，谁也没吭声。
活下来靠的真不是什么奇迹，就是极端恐怖砸到头顶时，那一点近乎冷酷的清醒——能用的东西哪怕只剩半壶水、一件破布，只要还没咽气，就得把它变成救命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