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是如何成为印度国父的——只有在印度才能有的传奇
甘地之所以能成为印度国父，并非有什么非凡的能力和本领，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也只有在印度才能被捧上天，换成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
他踏上了从南非回印度的轮船，甲板上挤满了为他送行的印度侨民。海风吹动他的土布头巾，他手里捏着一份刚出版的英文报纸，头版是英国对印度局势的最新声明。他并没有看内容，只是摸了摸粗糙的纸面。

回到孟买的第一周，国大党的几位领袖便在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和他见了面。房间里只有几张藤椅，电风扇缓慢地转动。穿西装、说流利英语的尼赫鲁递给他一杯水，直接问：“我们试过抗议、罢工，甚至局部的冲突，都失败了。你的‘非暴力’在南非似乎有点用，在这里行得通吗？”
甘地喝了一口水，把杯子轻轻放在地上。“不是‘有点用’。”他看着尼赫鲁，“是唯一可行的路。英国人不是土匪，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道德观。暴力对抗只会让他们更坚决，而持续的、有纪律的忍受，会让他们内疚。”
一位来自旁遮普的激进派代表忍不住拍了桌子：“内疚？阿姆利则的鲜血还没干！英国人开枪时，可曾有过一丝内疚？”

甘地沉默了一会儿，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一小块粗糙的盐。“他们会先对付你们这样的。”他的声音很平静，“而我要发动的人，是那些不敢拿枪，甚至不敢大声说话的。是纺纱的妇人，是煮盐的工人，是拒绝进入英国人学校的教师。我要让不合作成为一种习惯，普通到像呼吸一样。”
计划很快定了下来。不是武装起义，而是一场全民的“罢工”。不买英国布料，自己纺纱织布；不去英国人的学校和政府机构任职；不承认英国法庭的判决；最后一步，是挑战英国对食盐的垄断。
甘地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行动作为起点：步行到海边自制食盐。消息传出时，英国总督在办公室轻笑，对下属说：“让他走，看他能走出什么名堂。”

三百多公里的徒步开始了。最初只有几十个坚定的追随者。甘地每天走十几公里，清晨祈祷，傍晚对沿途聚集的村民演讲。他不谈国家独立的大道理，只说：“你们煮饭用的盐，为什么要向外国人交税？这是太阳晒出来的，海水煮出来的，本来就属于每一个印度人。”
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变越大。农民放下锄头加入，手工匠人关闭店铺跟上。英国殖民政府开始紧张，沿途设置路障，逮捕走在最前面的人。甘地的指令透过人群往后传：“让被捕的兄弟平静地离开。后面的人补上去，不要推挤，不要说话。”
走到第二十天，距离海岸还有五十公里时，队伍人数已经超过五千。英国当局调集了警察队伍，封锁了最后一段通往海滩的路。冲突似乎一触即发。

甘地让队伍停下。他在路边坐下，开始绝食。消息闪电般传遍全国。报纸头条登出他消瘦的身影和安静的抗议。压力开始转向伦敦的议会大厦。
僵持到第三天清晨，海滩的封锁线依然还在，但警察的眼神里充满了犹豫和疲惫。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发生了：封锁线后方，数百名本地渔妇，提着陶罐，默默地走向海边。她们不是甘地队伍的成员，没有人组织她们。她们只是蹲下身，用陶罐舀起海水，然后转身平静地走过警察身边。
警察队长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发出逮捕的命令。他转身对上峰的电话说：“抓谁？抓所有煮海水的女人吗？这海岸线有上千公里。”

这个画面登上了英国本土的报纸。议会里质疑殖民地政策的声音陡然升高。一周后，甘地拖着虚弱的身体，终于走到了海边。他俯身，用手捧起一把海水，放进一个小铜锅，底下燃起捡来的柴火。
盐水慢慢蒸干，锅底留下了一层灰白色的结晶。他没有欢呼，只是用手指沾了一点，放在舌尖尝了尝，然后对身边无数双注视的眼睛点了点头。
这成了一个信号。接下来的三个月，从孟加拉湾到阿拉伯海岸，无数印度人开始用任何能找到的容器煮盐。盐税收不上来，英国的经济锁链出现了第一道裂痕。更关键的是，一种新的信心在滋长：原来不需要流血，也能让巨人感到疼痛。

英国人开始认真考虑谈判。但谈判桌旁的英国人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否则一切免谈。”甘地在谈判间隙对尼赫鲁说：“他们怕的不是枪，是所有人都沉默地转过身去。”
三年后，二战硝烟弥漫，英国无力东西两线作战。当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势如破竹时，伦敦的决定最终下达：体面地退出印度，将政权移交给国大党。移交文件签署仪式上，英国代表的眼神复杂，他最后对尼赫鲁低声说了一句：“你们有一个我们无法战胜的武器——耐心。”
独立庆典那晚，甘地没有出现在灯火辉煌的广场上。他在加尔各答一间破败的救济院里，给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清洗溃烂的双脚。窗外传来的欢呼声震天动地，他却对身边的年轻助手说：“记住，我们赶走了一个外国政府，但真正的独立，是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又指了指老人布满泥垢的脚，“——和这里，不再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