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
 
钱伟长的人生转弯，起点不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而是1931年那场改变他志向的国家危机。
 
钱伟长1912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1931年，19岁的他凭中文、历史两个100分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入学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决定从文转理，想学造飞机大炮。
 
这个选择听起来痛快，真做起来却很难。他数学、物理、化学基础薄弱，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和化学加起来20分，英语是0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起初不肯接收他，钱伟长便每天清早守在办公室门口，希望对方再给一次机会。
 
后来，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也注意到他的决心。吴有训提出条件，一年内数理化成绩要达到70分。钱伟长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读书，最终补上了基础，达到要求。一个人的志向，能不能变成真本事，靠的不是一时激动，还得看他愿不愿意把功课一页页补回来。
 
为什么这段经历总被反复讲起？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偏科生逆袭的故事，更说明钱伟长并没有把专业选择看成一条不能更改的路。国家需要什么，他就愿意把时间投向哪里。
 
1940年，他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1941年，他与导师辛格研究板壳理论，提出相关成果，后来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4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并发表奇异摄动理论方面的论文，成为这一领域早期重要开拓者之一。
 
在海外，他已经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1946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谢绝导师挽留，带着简单行李回到中国，回清华大学任教。对一位年轻学者来说，留在海外做研究并不难理解，回国却意味着要面对科研条件不足、生活不易等现实问题。他还是回来了。
 
1947年，美方给他送来护照和优厚待遇，相关表格还询问，若中美交战，他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回答不。他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忠于自己的国家。这一选择，与钱学森后来回国的经历有相通之处。钱学森1955年回到中国，随后投身航天事业，两人的专业不同，却都把个人去向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
 
回国之后，钱伟长没有只守着自己的研究方向。1951年，他创办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1956年参与制定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他提出原子能、导弹航天等五项远景方向，自己的专业却没有列进去。面对疑问，他的想法很直接，国家需要什么，自己就学什么、做什么。
 
同一年，他获得国家科学奖二等奖。周恩来称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为三钱，这个称呼后来广为人知。三位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并不一样，钱伟长专长力学，钱学森投身航天，钱三强从事核科学。放在一起看，三钱不是一个相同专业的组合，而是不同领域的人共同参与国家建设。
 
当年规划中的原子能和航天，也不是写进文件就能马上实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大批科研人员长期协作的成果，也让人看到重大科技项目需要持续投入，不能把一个人的作用说成全部。钱伟长参与规划，是这段科学建设历程中的一环。
 
后来，钱伟长还把研究兴趣延伸到中文信息处理，开辟相关领域，并发明钱码。一个力学家转向中文信息，听上去跨度不小，却与他一贯的做法一致，碰到国家和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去学习新知识、寻找新办法。
 
当然，物理5分的故事容易记住，却不该被简化成只要努力，人人都能成为大师。钱伟长的经历有个人勤奋，也有时代召唤、师长帮助和科研环境等多重因素。更准确地说，他不是靠一句口号完成转身，而是在长期学习和工作中，一次次把选择落实成具体行动。
 
从清华学生到力学研究者，从海外学者到回国任教，再到参与国家科学规划、探索中文信息处理，钱伟长的人生不断换方向，却始终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国家需要什么，自己还能做什么？这也是他留下的记忆，不只是物理考过5分，更是愿意为新的任务重新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