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军用毒气攻下高安城，74军军长王耀武看着满地的国军尸体悲痛欲绝，这时上级命令王耀武撤退的时候，王耀武坚决不从，他誓死要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主要信源：（中国侨网——抗日名将王耀武）

1941年3月23日拂晓，风从锦江方向越过高安城墙，翻动一截烧焦的旗布。

墙垛下的灰烬还渗着火星，担架队顺着城门洞往外抬人，白布单下露出半垂的胳膊。

这座城是前一天后半夜重新回到中国军队手里的。

城墙根上横着的身子一层压一层，没人说话，只有风翻动衣角和布单的声音。

王耀武站在城门口斜坡上，右胳膊缠着浸透的绷带，脸上干涸的泥浆被汗水冲开一道白痕。

他看着那些趴在泥地里的人，有的手指还抠在断墙砖缝里，像是准备再跃起来。

3月21日午后，日军逼近高安城。

高爆炸弹把守军工事一排排掀掉，落地的弹头不炸，只裂开一道口子，滚出大团黄绿色的雾。

雾贴着地面漫开，灌进壕沟、掩体和门洞，守军撕了湿布捂住口鼻，挡不住那股呛进肺里的辛辣味。

有人站起来又跌下去，有人抱着枪蜷成一团，喉头嘶嘶作响，很快倒在沟沿上。

城里的枪声一节一节静寂下来，高安城在这个沉闷的下午落进日军手里。

王耀武当天入夜后赶到外围，月光照着被毒气洗过的阵地，脚下每走一步都可能踢到僵住的手或断枪。

他蹲下去，把一具不动了的身躯翻过来看脸，站起来继续走完战壕。

参谋提醒他上边来电让部队先撤，他接过电报纸，没有看第二遍，折好放进胸口口袋。

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弟兄们还躺在城里，这一仗不能就这么算了。

3月22日傍晚，高安城外一座塌了半边屋顶的旧祠堂里，王耀武让人搬来几坛酒，又抬来一只旧木箱。

他掀开箱盖，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元，码了两层。

他对聚在堂下的官兵说明白，今夜要回高安城，进去的人先喝一碗酒，银元是安家费，活着回来当庆功钱，回不来的，托人送到家里。

说完自己端起一碗酒喝尽，没有再看那木箱。

祠堂里安静了片刻，一个年轻兵先走出来，端碗仰脖喝干净，放下碗，报了名字和老家，转身走回队列。

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跟上来，没有人伸手碰那些银元。

有个高个子喝完酒，低头望了一眼银元，摇了摇头退回去。

酒碗磕在泥地上的闷响一直持续到深夜。

晚上九点前后，月亮被云遮严了，600个人沿着城墙缺口潜进高安。

城南一条窄巷里，有人踩断烧折的屋梁，木头嘎吱一响，惊醒了整片营地。

枪声撕裂夜幕，巷战从街口蔓延到每一处墙根。

有人端着手榴弹冲向日军堆弹药的地方，有人在断墙后与对手扭打在一起。

凌晨时分，城南传来两次巨大爆炸声，一次是日军挂毒气弹的库房被引爆，另一次是他们自己人拉响了炸药包。

高安城像一只被捅破的蜂箱，响到天亮。

等到城头重新插回那面旗，天已经放亮，3月23日上午，伤亡统计送到王耀武手上。

他站在墙头看了很久，把那张纸叠起来放进口袋。

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六百个人当晚进了城，天亮后走出城门的，只有28人次。

日军留下的尸体超过八百具，缴获的子弹堆满半间屋子。

王耀武能走到这一步，靠的从来不是侥幸。

他出身赣北农家，很小没了父亲，十几岁就下地干活，手掌磨出血泡又结出厚茧。

后来家里拿不出学费，跑到天津投靠亲戚，正赶上黄埔军校招生，他翻出旧课本夜里自学，一考便中。

从排长到军长，中间隔着淞沪、南京、万家岭那几场硬仗，回回他都站在队伍最前面。

每到交火要紧的关头，他都在火力最密的地方站着，子弹从肩头擦过去也没退。

部下肯替他拼命，凭的就是这站得住的身形。

上高会战结束以后，王耀武又升了职。

他没有留下那箱银元，连同自己攒下的俸禄一起托人送到阵亡官兵的老家。

银元走过赣北的田埂和山道，递到一双双粗糙的手上。

很多人家没有点数，只是把银元用旧布包好，压进箱底。

后来日军内部战报承认，这支部队是他们开战以来撞见的骨头最硬的一伙。

高安城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渐平静下来，城墙弹痕被雨水冲刷成浅沟，砖缝里挤出草芽。

城根那棵老槐树被弹片削去大半边树冠，次年春天又从断面下发出新枝，嫩叶朝着亮处长。

很多年后，已经很少有人能一字不差讲出那一夜的全部经过。

但每逢春天，锦江边的野草长得格外高，掠过墙根时沙沙作响，像有人在低声报名字。

1941年3月22日夜里端起来的那碗酒，碗沿磕在残砖上的闷响。

还有那排银元在月下一动不动，没有刻进任何碑文，却嵌在这座城的骨缝里，风刮不走，雨冲不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