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在1942年把一包烟递给粟裕，谁知粟裕一看到烟盒和里面的字，脸色立刻变了，随即下令全军集合，并关闭所有电台。
1943年春，南通日军突然调整伪军编制，撤销第五、第六、第七师，重新组建第三十四师。原本担任伪七师师长的施亚夫，被改任参谋长兼第一三五团团长。
这次调整，与此前一场失败的军事行动有关。
日军曾计划截击新四军高级干部，却未能得手。敌方因此怀疑，有人提前泄露了作战部署。
多年后，施亚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证实自己曾利用伪军军官的身份，多次将日军军事会议的情报送交新四军。
其中一次重要行动，发生在1942年秋。
据如皋地方媒体整理的抗战人物资料，当年10月底，粟裕、谭震林、叶飞等人在江苏南坎召开会议，研究苏中地区的抗敌部署。
会议结束后，部分干部已分别启程，准备返回驻地。此时，粟裕收到警卫送来的两盒“老炮台”香烟。
香烟并非普通礼物，而是一份紧急警报。
消息来自潜伏在日伪军内部的施亚夫。他参加日军军事会议时，获悉敌人准备伏击新四军干部，甚至掌握了部分人员的返程路线。
施亚夫利用秘密渠道传出消息。粟裕接到警报，随即派出骑兵追赶已经离开的干部，通知他们改变原定路线。
日军精心安排的截击行动，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过，围绕这次事件，后来的民间叙述增加了不少细节。
有人称烟盒内藏有纸条，也有人说香烟本身就是约定的暗号。至于粟裕命令“关闭所有电台”、查出内奸并处决电报人员等情节，目前缺少可靠原始档案证明，不宜直接认定为史实。
但施亚夫长期承担秘密情报工作，确有公开史料支持。
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1934年被捕，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37年脱险后，继续参与抗日斗争。
1941年，施亚夫利用汪伪政权扩编军队的机会，设法取得伪七师师长身份。
据他本人回忆，当时手下实际只有二三百人，却通过伪造花名册等办法，编造出8000多人的部队资料，最终获得汪伪政权委任。
有了这层身份，他能够接触部分日军军事部署，也为地下组织搜集情报提供了便利。
上海市民政局刊载的李嘉和口述史提供了另一项佐证。
1942年11月，李嘉和受组织安排，进入施亚夫部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他对外自称施亚夫妻子的弟弟，使用“张家驹”这一化名。
1943年，日军截击新四军干部失败后，加强了对伪军内部的调查，施亚夫也因此受到怀疑。这与施亚夫晚年的回忆基本吻合。
当时，苏中根据地面临的压力远不止一次伏击。
江苏党史网记载，1943年4月，日伪军集结约1.5万人，对苏中第四行政区发动“清乡”。
4月10日起，敌人分11路进犯，设置据点和检查哨，试图切断新四军与群众的联系。
新四军则采取内外线配合作战，联合地方武装和民兵持续反击。
前后9个月，苏中第四军分区进行大小战斗2100多次，并争取1700余名伪军、伪职人员自首投诚。
与此同时，施亚夫在敌营中的任务也发生变化。
1944年1月5日，根据新四军部署，他率部举行反正起义。此后，泰兴、如西等地又有伪军部队参加反正。
据李嘉和回忆，相关部队合计2000多人，随后组建苏中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
曾经借伪军身份开展秘密工作的施亚夫，重新公开站到了抗日队伍中。
1944年3月5日至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发动著名的车桥战役，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打通苏中与周边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联系。
这场胜利不仅依靠前线作战，也离不开根据地长期积累的组织力量、群众支持和敌情侦察。
回看1942年的香烟警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烟盒里究竟藏了几个字，而是敌后情报能够及时转化为军事行动。
战场上一次正确的调度，可能避免重大损失；长期坚持的隐蔽斗争，则能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侵略者维持多年的占领秩序最终瓦解。一个战乱时代走向终结，新的历史篇章由此开启。
那些曾经隐姓埋名、冒险传递消息的抗战者，也成为这段历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