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1933年远走意大利时，身边同行之人的身份竟然如此显赫。
1937年11月29日，意大利正式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美国驻罗马大使当天向华盛顿发电报，记下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向日方通报这一决定的经过。有意思的是，齐亚诺几年前还与张学良往来密切。
两人的交往，要从1933年说起。
1933年3月4日，日军攻占热河省会承德，战火逼近长城。3月12日，张学良辞职获准。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失地的责任，以及热河战事的失利，并不会因为他交出军职便一笔勾销。
张学良在上海期间接受了戒除药物依赖的治疗，出国也有休养因素。4月11日，他与于凤至、赵一荻、顾问端纳等人乘船前往欧洲。同行者中，还有意大利外交官齐亚诺及其妻子埃达。
埃达的父亲是墨索里尼，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齐亚诺则出身意大利政治世家，父亲科斯坦佐曾在海军服役，后来进入法西斯统治集团。
1903年出生的齐亚诺，1925年进入外交系统。1930年4月24日，他与埃达结婚，同年6月担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夫妻二人在中国生活期间，结识了张学良。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个中国将领能与意大利权贵建立私人联系。
不过，双方交往并非只有私人情谊。
1934年9月26日，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在外交报告中提到，齐亚诺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意大利军官还参与中国航空训练。报告认为，齐亚诺对中国事务具有一定影响力。
当时飞机制造、军用技术和对外贸易都是各国争夺的市场。齐亚诺既有外交身份，又能接触意大利企业与高层人物，与张学良保持联系，自然也具有商业和外交意义。
至于张学良是否因为齐亚诺宣传法西斯主义才选择意大利，现有可靠材料不足以证明。外交接触与政治认同不能画等号。后来流传的埃达与张学良的感情故事，也存在不同说法，缺乏充分证据，不应成为解释这次出访的依据。
张学良抵达意大利后，接触当地政界人士，并考察军事及航空事务。当时中国面临的局势相当严峻。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进一步摆脱国际机制的约束。
张学良离国后，长城抗战仍在继续。古北口、南天门等地的中国守军奋力抵抗。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中国军队被迫后撤，华北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一背景不能被欧洲之行的名流交往遮住。国家遭受侵略之际，接触外国权贵并不等于获得国际援助，更不能代替军事抵抗。
齐亚诺回国后，政治地位迅速上升。
1933年8月1日，他出任意大利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逐渐参与控制报刊及宣传工作。1935年，他担任新闻宣传部门部长。1936年6月9日，33岁的齐亚诺升任外交大臣，正式进入法西斯政权的决策核心。
他的政治选择也越来越清楚。
1937年11月，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不仅支持日本侵略东北造成的既成事实，也进一步靠近日本。齐亚诺作为外长，直接参与了有关外交活动。过去与张学良的私人关系，没有阻止他执行损害中国主权的政策。
1939年5月22日，齐亚诺代表意大利与德国签订《钢铁条约》。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合作进一步加强。
然而，齐亚诺并未始终支持墨索里尼的战争路线。1943年7月24日至25日，意大利法西斯大委员会举行会议，齐亚诺投票支持解除墨索里尼的职权。
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1944年1月11日，齐亚诺在维罗纳被意大利法西斯残余政权处决，终年40岁。即使他后期与墨索里尼决裂，也不能因此抹去此前参与法西斯侵略政策的责任。
张学良1934年初回国，1936年又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评价他的一生，既不能回避东北失地的历史责任，也应肯定其后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贡献。
1933年同船赴欧的两个人，最终走向不同的历史道路。这段往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拥有显赫的亲属关系，而是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各自作出了什么选择。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也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曾经依靠强权侵略扩张的旧秩序走向崩溃，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战后新时代的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