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自古伴随着伤亡，一场混战过后往往狼烟遍地、尸骸成堆。那么战事结束后，古人到底怎样清理战场？
一仗打完，并不等于事情结束。敌军有没有完全撤走，己方还有多少人，兵器丢了多少，伤员在哪里，这些都得尽快弄清。若战事还没结束，清理甚至要和追击、警戒同时进行。谁最后控制战场，谁才有条件做这些事。
最先找的通常不是死人，而是活人。
混战中队伍很容易被冲散，有人负伤倒地，也有人脱离建制。战后要重新点名、寻找失踪者，把尚能救治的伤员送走。古代医疗条件有限，却不是完全没有救治能力。到了唐代，官方医疗机构和军中医药制度已经相当具体，金创一类外伤也在常备药物范围之内。
随后要收军械。这里最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士兵打赢之后可以随便捡东西。事实上，至少在制度较严密的军队里，武器属于军用物资。
中国国家博物馆整理的汉代简牍显示，边塞部队对弩、箭、盾等器械有详细账簿。检查时，要确认东西还在不在、部件齐不齐、是否完好，分别记作“见”“具”“完”；损坏的兵器还要登记进“折伤簿”。由此可见，战后收拢军械，本质上是恢复部队战斗力。
甲胄、弓弩、箭矢、车辆、牲畜和粮草，都可能决定下一仗还能不能打。古代补给速度远不如今天，一批缴获的军需物资，有时比私人财物重要得多。因此，把战场清理简单理解成“搜刮尸体”，并不符合古代军队实际运转方式。
真正难办的是死者。
己方阵亡人员能够辨认身份的，要登记、收殓；人数太多或者条件不允许，也会集中埋葬。敌军遗体的处理没有固定答案，有时掩埋，有时弃置，也确实出现过把尸体堆筑成“京观”的情况。
但“京观”从来不是所有朝代、所有军队的惯例。
公元前597年邲之战，楚军击败晋军。战后，潘党建议把晋军尸体聚集起来筑成京观，用来展示武功。楚庄王拒绝，并留下“止戈为武”的论述。《左传》留下这段记载，本身就说明当时人对这种行为已有明确争议。
到了唐代，态度更加清楚。贞观五年，也就是631年，朝廷曾要求各州把已有京观削平，加土成坟，不让骸骨继续暴露。天宝元年，即742年，又有政令要求收葬暴露遗骸。处理死者已经不只是军队内部事务，也进入地方行政管理。
考古发现则给出了另一种证据。1995年，山西高平发现长平之战永录一号尸骨坑，同时出土戈、戟、箭镞、钱币等遗物。如今公布的长平之战遗址保护规划，又将多处尸骨坑和骨骼暴露点划入保护范围。
不过，尸骨坑能够证明当地存在大规模战争遗存，却不能仅凭一次考古发现，就直接坐实史书中所有具体伤亡数字。史书记载和考古证据应当相互参照，不能为了追求震撼效果混为一谈。
还有一种常见说法，认为尸体太多时古人会统一焚烧，以免出现疫病。这也不能当成普遍规律。大规模焚烧耗费燃料，又受传统丧葬习俗限制。唐代关于疫死者和暴露遗骸的多项政令，主要办法仍是组织收殓和掩埋。
所以，古代所谓“打扫战场”，其实是一次重新建立秩序的过程。先救还能活的人，再收拢人员和军械，核对损失，最后处理死者。做得好不好，不只关系这一仗的结果，也决定一支军队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行动。
鼓声停下，只说明厮杀告一段落。等伤员被带走，兵器重新归集，遗骸得到掩埋，道路恢复通行，一场战争才真正走到尾声。旧的战场秩序由此退去，人们重新耕作、行路、生活，一个时代的创伤慢慢沉入历史，新的日子也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