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陈永贵去世16年后，他的儿子首度接受采访揭秘内情：“我爸的遗嘱”在当年确实被改过。

主要信源：（人民网——陈永贵的儿女们）

1986年春天，北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陈永贵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肺癌晚期，说句话都要喘半天。

可他还是把家里人叫到床前，交代了一件事：家里的存款，交给党，一辈子攒下来，一共8000块。

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人，留下这么点钱，搁谁听都觉得不像话，可这就是他的全部，老伴听完没吭声，眼圈先红了一圈。

家里孩子还要念书，往后的日子也要过，陈永贵没再说话，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他把数字改了：5000交党费，3000留给孩子。

16年后，他儿子在采访里提起这件事，只说了一句：父亲的遗嘱，是改过的遗嘱。

这一改，改掉的不光是3000块钱，是一个老农民揣了一辈子、临到头还在两头为难的心思。

陈永贵这辈子，是从大寨那片黄土里长出来的，祖祖辈辈刨地，没念过几天书。

新中国成立后，他分到了自己的地，也入了党。

30多岁的人，连自己名字都写得费劲，可地里的活计，没人能糊弄他。

大寨那地方，山又高坡又陡，土薄得遮不住石头，旱了裂口子，涝了连庄稼带土一起冲走。

他当上支书后，不坐在屋里开会，领着人上山凿石头、垒坝、修梯田。

一干就是好几年，村里老人记得，他永远冲在最头里，肩膀上压着大石头，腰都不带弯。

1963年，老天爷跟大寨较上了劲，一夏天，洪灾、风灾、雹灾轮着来，地冲没了，房也塌了，搁别的村，早伸手要救济。

他不干，大寨人也不干，全村上下，硬是靠肩膀和手掌，把土一锹一锹垫回去，把坝一石一石重新垒起来，把庄稼一把一把重新种上。

这事儿传出去后，惊动了上头。

有人来听陈永贵讲话，他不用稿子，站在台上一口山西话，讲怎么治山，怎么保水，怎么把人心拢成一股绳。

台下坐着个作家，听完跟人念叨：这人没提过一句哲学，可满嘴都是辩证法。

1964年，陈永贵头一回去北京，头上缠着白毛巾，身上穿着对襟布衫。

他在人民大会堂讲大寨，讲得那些见过大世面的干部直点头。

毛主席后来亲自指示，说要学大寨精神，从此，这名字从山西一个山村，传遍了全国。

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一个从山沟里刨食的庄稼汉，冷不丁坐进中南海的会议室。

换别人，可能先高兴几天，他没这心思，满脑子想的是自己文化低，怕干砸。

可他没把农民的那套扔掉：户口不迁北京，工资不领全，一个月靠大寨工分和一点补贴过日子。

住在钓鱼台不习惯，后来自己搬出来，往普通胡同里一住就是好几年。

家里来个人吃顿饭，他不让公家报销，自己掏钱。

出门去外地，不让安排接待，跟着工作人员一块挤食堂。

他常说自己就是个庄稼汉，不是装谦虚，是打心眼里这么觉得。

衣服破了补补再穿，吃饭一碗粥一个窝头就打发。

别人说他是全中国最穷的副总理，他听了笑笑，不搭茬。

1980年，他主动递了辞呈，卸任后，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那是他能干的事，也是他愿意干的事。

天天泡在地里，看庄稼，和技术员讨论怎么提高产量。

司机说，老头私事从不沾公车，老伴儿子都不许坐，规矩一直没有松过。

1985年底，他住进医院，检查结果出来，肺癌晚期。

他这一辈子烟不离手，旱烟抽了几十年，劣质卷烟也抽了几十年，肺早就扛不住。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走了，他的骨灰没有葬进什么大墓园，按他的心愿，撒回了大寨的虎头山上。

那个他修了一辈子梯田的地方，那个他扛着石头走了几十年山路的地方。

后来好些年，有人议论他的遗嘱，有人说他最后还是向家里低了头，有人说他到底是没把“公”字坚持到底。

可他儿子说那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遗嘱是改过，但不丢人。

陈永贵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不是这些头衔，而是那个病床上的一夜，一个把一辈子交给公家的人，到死前，总算替自己家里人想了想。

他一生没给自己攒下什么，临了那点存款，还要掰成两半花。

账是这么分的，人也是这么走的，两手空空地来，干干净净地走，唯一放不下的，一头是组织，一头是家。

我认为，陈永贵一生扎根土地，从大寨支书到国务院副总理，始终不改农民本色。

清贫自守，两袖清风，临终仍把大半积蓄交给党，小半留给家人。

他让人看到，真正的公仆就是把根扎在泥土里，把心留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