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日，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法槌声，为持续四年的“大衣哥”朱之文网暴案画下句点。被告人孙某某因侮辱罪、诽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被依法羁押。这场看似普通的刑事自诉案件，实则成为网络暴力治理的标志性样本——它不仅让施害者付出法律代价，更以刑罚的确定性击碎了“法不责众”“匿名即无责”的侥幸心理，为网络空间的法治化进程注入强心剂。

一、四年网暴：从“草根歌手”到“法律斗士”的蜕变

2011年，朱之文凭借《滚滚长江东逝水》从山东菏泽的农田走向全国舞台，成为“大衣哥”。然而，成名带来的不仅是鲜花与掌声，更有一场持续四年的网络暴力。自2020年4月起，被告人孙某某通过某视频平台发布数百条侮辱、诽谤视频，内容涉及将朱之文头像P至他人身体、编造其“私生活混乱”“逃税漏税”等虚假情节，甚至波及其家人——儿子、儿媳及未满周岁的孙子均成为攻击对象。

这些视频的传播量触目惊心：29条播放量超5000次，其中一条播放量高达21万次。平台虽多次封禁账号，但解封后孙某某仍继续发布内容，形成“封号-解封-再发布”的恶性循环。朱之文曾试图通过私信、电话联系对方，均未获回应。2023年5月，在忍无可忍后，他委托律师团队固定证据，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我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的农民，不想火了，不想出名了。”朱之文在庭审后坦言。这场诉讼对他而言，不仅是维护个人名誉，更是对网络暴力“零容忍”的宣言。

二、法律亮剑：从“民不举官不究”到“数罪并罚”的突破

在我国刑法中，侮辱罪、诽谤罪通常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然而，实践中因取证难、成本高，许多受害者选择沉默。朱之文案的特殊性在于，其通过公证固定了290条涉案视频，其中29条播放量超5000次，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法院审理认为，孙某某的行为构成双重犯罪：

1. 侮辱罪：通过P图、辱骂性标题等形式公然贬损朱之文人格，情节严重；

2. 诽谤罪：捏造“出轨”“逃税”等虚假事实，破坏其名誉，情节严重。

根据《刑法》第246条，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法院最终判决孙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侮辱罪）、拘役四个月（诽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这一判决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更传递出明确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侮辱、诽谤行为一旦达到刑事标准，必将受到严惩。

三、示范效应：从“个案胜利”到“社会共治”的启示

朱之文案的胜诉，具有超越个案的公共意义。长期以来，网络暴力因匿名性、传播快等特点，使受害者维权陷入“取证难、成本高、周期长”的困境。此案中，朱之文通过公证固定证据、提起刑事自诉，为普通人提供了可行路径：

• 技术赋能：利用公证手段锁定电子证据，解决网络暴力“易删难存”问题；

• 法律武器：通过刑事自诉追究施害者责任，打破“民不举官不究”的被动局面；

• 社会警示：以刑罚的确定性震慑潜在施暴者，消解“骂了白骂”的侥幸心理。

代理律师杨安明指出：“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案件宣判后，多名曾发布类似内容的网友主动删除视频，网络空间的戾气有所收敛。这印证了法律对行为规范的引导作用——当侮辱、诽谤不再仅止于封号、禁言，而是可能面临实刑，网民的言论边界将更清晰。

四、治理深化：从“个案维权”到“系统治理”的未来

朱之文案的胜利，是网络暴力治理的重要里程碑，但远非终点。要真正营造清朗网络空间，需多管齐下：

1. 平台责任：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对高频发布侮辱、诽谤内容的账号实施“永久封禁+身份追溯”；

2. 监管创新：探索“网络暴力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降低受害者维权门槛；

3. 公众教育：通过典型案例普及法律知识，让网民认识到“随手转发谣言可能构成诽谤，恶意评论可能触犯侮辱罪”。

朱之文在宣判后表示：“接下来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继续起诉另一名网暴者。”他的坚持，折射出普通人对法治的信仰——当法律成为维护尊严的最后防线，网络空间的暴力终将无处遁形。

结语：法治之光照亮网络暗角

“大衣哥”的胜利，是个人权益的捍卫，更是网络空间法治化的里程碑。它告诉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每一句辱骂、每一条谣言都可能成为刺向他人的利刃，而法律是斩断这把利刃的唯一武器。当法槌落下，震醒的不仅是施暴者，更是整个社会对网络言论边界的重新认知——唯有在法治框架内行使权利，网络空间才能真正成为传递正能量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