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邓颖超看着一辆辆战机从头顶轰鸣而过，转头对身旁的蔡畅说了一句话：

“希望有一天，有女飞行员驾机飞越天安门。新中国已经有了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女飞行员。”

一旁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听见了，只答了两个字：“可以。”这个愿望在两年后就有了回响。

1933年，伍竹迪出生在广州，5岁那年，日本人打过来了，父亲伍国钧毅然放弃继承广西梧州“大同酒楼”的家业，考入军校，投身抗战。

幼小的伍竹迪跟着父亲辗转桂林、曲江，一路逃难。“白天不敢上课，都是晚上上课。”

多年后她回忆起来，目光仍会暗下去，“一听到警报就开始跑，跑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有一次，警报又响了，那天不知怎么，她没跑向学校的防空洞，而是跑回了家附近的防空洞，轰炸过后，学校的防空洞被炸塌了，她的同学被埋在了里面。

等轰炸结束出来一看——“遍地尸体”。

（伍竹迪，18岁，航校毕业照，她以全优的成绩毕业）

还有一回，她和母亲躲到农村去，母亲紧紧抱着她，她看见敌机飞得很低很低，低到能看清机翼上的标记，然后机枪扫下来，嗡嗡嗡的声音刻进了骨头里。

“那种印象是无论如何也磨灭不掉的！”

伍竹迪从小就是个高瘦结实的姑娘，常常把头发扎成两股小辫，眼睛明亮有神，到广州执信女中读书后，她凭着一股好强劲头成了校学生会主席，加入了地下学联。

在校篮球队里她和同班的秦桂芳一左一右打前锋，把友邻学校打得整场比赛只得一两分，同学们都开玩笑说：“篮球赛，只得一两分，真挺难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伍竹迪还有半年就要高考，学校做参军动员那天，她听完，没跟父母商量就报了名。

事后回家，她搂住母亲的脖子，亲昵地说：“妈，我准备参军去。”

母亲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这位靠自己本事考入广西南宁邮政局的职业女性，从来都了解这个女儿的性子。

伍竹迪

“孩子啊，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上大学了，你不觉得可惜吗？”

“不可惜，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母亲拍拍她的肩膀：“你不后悔就去吧。记住，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踏踏实实把事做好，不是做样子，千万不能做个花瓶。”

欢送会上，母亲一直把女儿送到车站，不掉一滴眼泪，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哭，她说：“我为我的女儿骄傲。”

十八岁的伍竹迪坐在北上的火车上，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和山脉，心里想的是两个字——飞行，然而，飞上天的路，可比想象中要苦得多。

航校在黑龙江牡丹江的海浪机场，冬天的气温能跌破零下40度。从温润的广东一下扎进滴水成冰的东北，对这群南方姑娘来说本身就是一场考验。

营房拥挤，14个姑娘挤在一间大屋里，走路都要侧着身。飞机少，学员多，训练场地也有限，每天的飞行计划排得满满当当。

练习器材不够用，她们就拿扫把、凳子代替驾驶盘演练，坐在地上手拉手、脚蹬脚地练习拉杆、蹬舵。

14名首批女飞行员毕业集体照

“真的接受不了！”伍竹迪的抵触情绪很大。校长来做工作，日本教官也主动找她们谈心。

那教官只有26岁，他用磕磕绊绊的中国话说：“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结束才捡了一条命。”

慢慢地，女孩儿们发现日本教官是真心实意地在教她们。

一个操着怪异口音的中国话，一个努力琢磨每一个音节的含义，教学竟也磕磕绊绊地走了下去。

刘亚楼来航校看她们时，宣布了一条禁令：“5年内不准谈恋爱，有男朋友的也要断掉。谁下不了决心，就不要去。”

队伍里有人低下了头，此时，伍竹迪却脱口而出：“别说是5年，我愿意为此献身。”

那一刻，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广东姑娘的誓言。

但真正让伍竹迪脱颖而出的，是一次被称为“盲降”的极限挑战。

“盲降”——学名叫仪表着陆——是飞行员在云层极低、无法目视跑道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仪表指示穿云下降、安全着陆的技术。

这项课目是新飞行员最容易出事故的飞行之一，弄不好机毁人亡，教员扫了一圈教室：“谁敢第一个来？”

伍竹迪第一个举手。

座舱罩缓缓关闭，眼前一片漆黑，伍竹迪深吸一口气，手指搭上仪表盘。

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考验，对她而言，更是一次心理考验。

她想起小时候躲在母亲怀里，看着敌机低空扫射的场景;她想起警报声和满地的尸体;也她想起自己为什么要飞。

高度表在下降，速度表在偏移，她只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像有人在胸口擂鼓。

整个世界被压缩成那几个小小的仪表盘。

她稳住了。

轮胎轻触跑道的一刹那，地面上的教员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座舱打开，教员伸出大拇指：“好样的！一次过关！”

伍竹迪创造了历史，她是新中国第一个挑战试飞盲降课目的女飞行员。

1952年3月8日，北京西郊机场。三颗绿色信号弹划破天际，14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飞行员驾驶着6架苏式里-2型运输机，轰然起飞，飞向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驾驶舱里，伍竹迪低头看了一眼广场上如海的红旗，捏着操纵杆的手微微发颤——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她知道，这一刻意味着什么。

1949年，邓颖超在天安门城楼上许下的那个愿望，此刻就在伍竹迪的机翼之下变成了现实。

天安门城楼上，邓颖超大姐和七千多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一起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一天，她们14个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

蓝天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对你温柔半分，伍竹迪也不会因为结婚生子就放下操纵杆。

1957年7月，山东菏泽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在那一刻，农田、房屋、道路全泡在水里，成千上万的灾民被困在孤零零的屋顶和树梢上，急需食品、药品和救灾物资。

任务下来时，整个机场都绷紧了神经。一个是灾情紧急，一个是气象条件恶劣——云层低垂，天空下着大雨，低空气流异常不稳，飞机一路摇晃颠簸得厉害。

更何况，在洪灾地区连正常跑道都没有，所有降落全凭飞行员目测判断。

指挥员问：“谁去？”

伍竹迪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

指挥员看了她一眼：“你的身体能行吗？”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她想都没想就说：“我的身体我知道。”

飞机冲进雨幕，耳边只剩螺旋桨的轰鸣和雨点打在机身上的噼啪声。

灾民们看见一架飞机摇摇晃晃地出现在头顶，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飞机越飞越低，几乎贴着水面。

舱门打开，一包包粮食、衣物、药品被空投下去，溅起大片水花。

驾驶舱里，伍竹迪沉着冷静地按预定航向飞行，气流把飞机吹得像风浪里的小船，她牢牢握住操纵杆，将每一批物资送到了灾民手中。

任务结束，飞机安全落地，伍竹迪从驾驶舱里出来，擦了擦脸上的汗。

战友们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咧嘴一笑：“没事，孩子也跟我飞了一趟。”

然后她脱下飞行服，一个人去了医院——做产检。

医生告诉她一切正常时，她才真正松了口气：“我没骗指挥员吧？我的身体我知道。”

战友们后来回忆，每次问她什么时候停飞，她都说“再飞一阵”。

直到临产前一个月实在飞不动了，她才恋恋不舍地走下飞机

可这份“恋恋不舍”，只持续了四十五天。

1958年10月，伍竹迪的女儿出生了，刚满月，她就把孩子送回了天津的奶奶家。

不是不心疼，是她心里清楚：飞行表不等人，蓝天不等人。

产后第四十五天，她已经穿上飞行服，坐回驾驶舱，重新进入了工作状态。

战友们吓了一跳：“你才刚生完孩子，行吗？”

“行。”她只答了一个字。

当年12月31日，部队正在开新年联欢会，歌声笑声闹成一片。

突然，一道紧急任务劈了下来：内蒙古乌兰浩特钢铁厂锅炉爆炸，急需补漏焊接用的氧气。

时间紧、任务重，24小时内必须送达，否则钢厂就要停工瘫痪。

伍竹迪不敢迟疑，驾驶着飞机冲进冬夜。

从包头装上氧气瓶，再折向乌兰浩特，航路上山峰重叠，高空强气流一波接一波，飞机一会儿被托上去，一会儿被摁下来。

产后体虚，伍竹迪的体力远未恢复，操纵杆在她手里格外沉重。

她咬着牙，一点一点稳住机身，脸上的汗顺着脖子往下淌，飞行服没多久就湿透了。

傍晚，飞机准时抵达乌兰浩特机场上空。伍竹迪探头一看，心一沉——跑道太短了，按常规着陆方法根本停不下来。

她当机立断，采用小下滑角、大油门的方式，尽量压低速度，一点一点往跑道头落下去。飞机在跑道尽头三点平稳着地的那一刻，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钢铁厂的工人们围了上来，有人看见她走出机舱，忍不住惊呼：“是女飞行员！”人群一下子沸腾了。

一个年轻的工人握紧她的手，声音发抖：“我代表钢铁工人，向你们致敬。”

氧气瓶卸完了，天色也彻底暗了下来。

这个机场没有防寒设备，机组担心飞机导管被冻裂，不敢过夜。

伍竹迪二话没说，拖着已经十几个小时没休息的身体，重新坐进驾驶舱返航。

这一趟，她创造了在场时间34小时的超长纪录。

在首批女飞行员中，她也是生完孩子后执行飞行任务最多的母亲。

她的蓝天生涯里，不只有洪灾救援，从祖国的心脏到边陲，从北国到南疆，她驾着飞机穿云破雾，把粮食、饲料、防汛器材一次次送到灾民手里。

伍竹迪曾说过：“我人生的所有安排都是按照飞行表来的。”连生孩子也得排进飞行任务间隙。

有人打趣她：“你到底是先当妈，还是先当机长？”她想了想，认真回答：“都是。谁也耽误不了谁。”

1967年，伍竹迪停飞，那年她34岁。这离她第一次坐上飞机驾驶舱，已经过去整整16年。

离开部队那天，她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一架架飞机起起落落。螺旋桨卷起的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没有伸手去理。

后来有人问她“什么时候最想飞？”

“每天。”她说。

但伍竹迪并没有让“想念”变成空谈。

20世纪60年代，她转身投身军事教育事业，走上三尺讲台，把生死迫降化为经典教案，把十几年积累的飞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一代飞行员。

她亲自带飞出的男女飞行员有几十名，祖国的航空事业里，到处都有她的影子。

（伍竹迪60-70岁，在航校任教） （伍竹迪60-70岁，在航校任教）

1983年离休后，伍竹迪住进了天津市河西区军休所，担任管委会委员、老战士艺术团团长。

离休不离志，退休不褪色——这是身边所有人对她的评价。

她依然住在机场附近，每天早上都会站在阳台上，抬头看那些从头顶掠过的飞机。邻居说，老太太一听到飞机的声音，眼睛就亮了。

91岁那年，有记者来采访，镜头前的伍竹迪，腰挺得笔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目光还是当年那个18岁姑娘的样子。记者问她：“您还记得当年航校的事吗？”

她笑了：“怎么不记得？那时候苦是苦，可是真好啊。”

记者又问：“如果让您重新选一次，您还会选择飞行吗？”

伍竹迪没有犹豫：“会。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都会。”

然后她顿了顿，说出那句话——

“只要热爱，我就从未离开过蓝天。”

92岁时，伍竹迪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记者问她有什么感言，她还是那句话：这一辈子，值了。

93岁时，伍竹迪再次入选“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面对记者的镜头，她翻出那张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合影——14个年轻女飞行员穿着厚厚的飞行服，表情拘谨而严肃。

记者问她是否还记得她们的名字，她指着合影上的面孔一个一个说出来：周真明、周映芝、武秀梅、王坚、戚木木、万婉玲、邱以群、陈志英、施丽霞、秦桂芳、何月娟、黄碧云、阮荷珍。

一个名字都没有错。

74年前，14个姑娘一起飞上了蓝天。如今，伍竹迪是14个人中仍在世的三位之一。

但她说，她不孤单。

每天推开窗户，抬头看见飞机掠过，她就觉得姐妹们还在身边，那道划过天际的航迹，一直延伸到今天。

1949年，邓颖超在天安门城楼上许了一个愿。

1952年，一个叫伍竹迪的姑娘让它成真了。

而那道划过天际的航迹，直到今天，仍在中国的蓝天上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