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贸易话题，苏杰生对外表态了！

10 月 13 日，他接受彭博社采访，在他看来，中印进出口差额严重，印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并不容易，两国经贸之间的分歧，再次浮出水面。

这番话并非没有现实背景，两国贸易规模不小，进出口差距也确实存在，但如果把问题简单归结为“中国卖得多、印度卖得少”，就容易把真正需要解决的事情给绕过去。

印度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2025财年，印度从中国进口商品约1134.5亿美元，向中国出口商品约142.5亿美元，两项相减，印度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992亿美元。

数字确实不小，但还得往下看一层，印度商务部在提交议会的答复中解释，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包括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例如汽车零部件、电子元件、手机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其零件，还有活性药物成分等。

不少进口货品并非终端消费品，会运至印度工厂加工再外销，高进口额不代表挤压本土产业，部分属于生产所需物料，供应中断会推高印度工厂成本、拖累生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贸易逆差不值得重视，长期进口远高于出口，确实会给印度带来压力。

印度应着力增强出口与本土配套，而非单凭贸易逆差对华施压，苏杰生提及印企在华竞争环境问题，公平竞争需要放在双方政策环境中综合看待。

印度长期存在针对特定历史背景下“敌国财产”的法律安排，《敌国财产法》制定于1968年，后续又经过修订。

印度相关法律允许指定机构管理特定财产，但并非可随意没收中企资产，适用范围与程序依法条而定，该制度令外资重视资产安全，赴印投资的中企需重点关注当地规则稳定性。

企业建厂、采购设备、雇用员工，投入的都是真金白银，如果经营环境存在难以预测的变化，投资决策自然会更加谨慎。

所以，讨论公平竞争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市场准入、资产保护、行政审批和争议解决机制，都需要有清楚的标准。

只有规则能够让双方企业看得明白、算得清楚，贸易合作才更容易持续。

中印关系还有一层特殊背景：两国既存在边境和安全方面的分歧，也有规模可观的经济往来。

边境问题牵动安全安排，贸易关系牵动企业和就业，两者相互影响，却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不能因为存在安全分歧，就认定所有经贸往来都没有价值；也不能因为企业需要合作，就忽略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现实分歧。

印度国内关于边境部署、军事支出和对华关系的讨论，也反映出这种两难：安全政策需要考虑风险，经济政策则要计算成本。

长期维持较高的安全投入有其战略考量，但如果经济合作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也可能给企业经营提供更稳定的环境。

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怎样把不同问题分开处理，边境问题需要通过沟通和机制管理风险，贸易问题则应该围绕市场规则、企业需求和实际利益展开。

把所有事情都绑在一起，容易让经贸关系跟着政治气氛起伏，企业也很难制定长期计划。

印度对中国商品存在需求，并不单纯是因为价格因素，现代制造业是一整套相互连接的系统。

一个手机、一辆汽车或一台工业设备，背后可能涉及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和配套服务，只要其中某个环节缺少合适的供应商，整条生产线就可能受到影响。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之一，是产业链配套比较完整，许多产品能够在相对成熟的供应体系中完成生产。

电池材料、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商品进入印度市场后，一部分成为当地制造业的生产投入。

印度当然有发展本土产业的需要，也有理由希望提高国产化水平，但提高本土制造能力，不等于必须立刻切断外部供应。

更可行的办法，是在保持生产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提升本地技术、零部件和配套服务的能力。

这件事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不能只依赖出口规模，还需要关注海外客户的真实需求，适应当地规则，建立可靠的售后服务体系。

合作才能维系长期供应链，印度希望缩减对华逆差、拓展在华市场，这可以理解，但需要务实举措，印企想要扩大出口，还需要打造更有竞争力的产品、稳定品质和完善渠道。

中国市场是否向印度企业开放，也应当围绕具体行业、准入规则和实际障碍进行讨论，双方都拿出可以核对的数据，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同样，媒体和公众讨论中印关系时，也需要把事实与判断分开，贸易数字能够说明进出口差距，却不能单独证明某一方故意打压另一方。

法律条文能够说明制度安排，却不能在缺少具体证据时直接推导出所有企业都会遭遇同一种待遇。

中印经济联系涉及大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政策变化可能影响工厂的成本、商品的价格和就业机会，把复杂问题压缩成一句“谁占了谁的便宜”，看起来痛快，却很难真正找到解决办法。

中印双方企业进入对方市场都要遵守当地规则，缩小贸易逆差不能依靠限制进口，根源在于产业实力与市场规则，两国应管控分歧、磋商规则，远比互相争辩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