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货主播离职后遭公司索赔800万#【杭州一女主播离职，遭公司索赔800万：巅峰期月薪10多万，但早上6点半打卡，直播最长时达8小时；公司称非劳动关系，法院判了】#女主播离职遭公司索赔800万法院判了# 在老东家做了六年多直播带货，杭州女主播阿岚（化名）未曾料到，从老东家离职后，等来的不是过往共事的情面，而是一纸追索高额违约金的律师函，索赔金额几经追加，最终达到八百余万元。“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公司的员工，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工作，公司给我发工资、交社保，我们是劳动关系。”阿岚不服，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她与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离职并不需要支付违约金。2026年6月30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阿岚与公司在2018年11月2日至2024年11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9月17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压在阿岚心头的重负才真正卸下，不用为天价违约金买单，用她的话说，“身上的枷锁，终于解开了。”近年来，伴随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主播与MCN机构、直播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持续高发，成为新业态司法领域的一类典型案件。笼罩行业的合约 “隐形枷锁”，究竟该如何破解？

被长约捆绑的初代带货主播

2018年，站上直播带货行业发展风口，阿岚从杭州一家服装企业的穿版模特，转型成为该公司首位带货女主播，从零运营直播账号，六年中，团队月成交最高突破四百万元。

“当时带货主播是新行业，大家都是零经验，只能靠自己摸索，直播数据的好坏和主播个人魅力也有关系。”阿岚说，可能也因为穿版模特的经验，原本公司预估一个月才能做起来的账号，她仅用半个月就跑出业绩。

“半个月后，单日营业额就破万了，之后业绩一路攀升，六万、十万、二十万、三十万……”阿岚回忆，当时该公司在四季青服装市场拥有多个档口，刚开始直播时，她去档口拿货，根本没人愿意搭理；直播数据爆发后，多个档口反倒争相邀请她开播。后来档口的货跟不上阿岚卖的速度，公司还专门租赁场地让她去外面直播。

阿岚的工作节奏长期处于高强度状态，每天早上6点半打卡上班，直至下午5点之后才能下班。账号启动阶段，每日直播时长达8小时，公司希望直播时间越长越好；后来，直播时长调整到每日至少5小时。

据阿岚介绍，在职期间，她的业绩始终保持稳定，从未让公司出现亏损。扣除退换货后，团队月实际成交额最高可达400多万元，最低也维持在100多万元，她个人收入巅峰时单月薪资可达十几万元。

伴随业绩节节走高，一份份长期合约接踵而至。

“最初签的三年期合同还没到期，老板看我做出成绩，又催着我签一份五年期的合约。” 阿岚说，当时她提出想和家人商量再做决定，得到的回复却是：“商量什么，你现在做得好了，赶紧把字签了。”万般无奈下，她只能签下合同。“直到打官司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正常的签约模式，不断地续签合同，我就永远要帮他直播，走不出来。”

长约之外还有“入股”套路。“公司要求主播入股，一旦入股就必须干满两年，否则入股资金拿不回来。”阿岚透露，公司每年都会鼓动主播入股，第二年拿到分红后，又继续诱导追加入股，实际很难拿到实在收益，根本看不到回头钱，感觉是个套路。“而且购买的股权是虚拟的，不做登记，分红多少也是老板一人说了算。”

除此之外，让阿岚觉得不对劲的还有薪酬发放方式，工资不是通过公司对公账户发放，而是通过公司员工或老板亲戚的私人账户转账。

“诉讼之后我才看清，企业这么操作，本质是为了规避劳动关系，不想承担相应的用工风险。”阿岚说。

千万级索赔“账单”

“我们挣的也是辛苦钱，是喊出来的业绩，喊出来的工资。”长年高强度直播不断损耗阿岚的身体，嘶哑的嗓子、心里的落差，最终让阿岚下定决心离开。

“每天长时间的直播，我的嗓子反复长泡，疼痛难忍；一旦直播数据不及预期，责任全部落到主播身上；从业六年多，我的业绩稳居公司前列，但保底薪资甚至比不上新入职的主播。”

2024年10月，阿岚提出离职。在她的认知里，自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基于这份判断，她说走就走，“我走得干脆利落，口头说了句‘我不干了’，退出工作群、清理聊天记录，甚至直接拉黑相关联系人。”

彼时直播行业红利尚在，公司没拦她，“那个时候，老板觉得你走了也无所谓，随时都能招到新主播，但我离开之后，他们才发现其余主播很难达到预期。”

平静的日子维持了不久，索赔“账单”就来了。2024年11月27日，公司的律师函寄到阿岚手中；2025年4月，公司以合同纠纷的名义起诉阿岚，要求她支付收益分成150万元、违约金650多万元，共计800多万元。随后公司申请财产保全，阿岚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账户遭到冻结。

当时，阿岚天真地以为，“在那里勤勤恳恳干了六七年，除非生病几乎从不请假，从来没有给公司造成亏损，就算无法好聚好散，也还有几分情分。没想到前老板狮子大开口。”阿岚不服，于是聘请律师起诉公司。

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中，该公司辩称，双方是集代理、委托、劳务等多种法律关系于一体的独家经纪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关系。

公司称，双方合作之初，目的是原告希望通过被告的运营扶持，提升其在自媒体平台的形象和知名度，继而通过直播带货转化变现后双方共同获益。双方在合作期间一共签署了五份协议，而且多次在多处明确双方合作性质，即原告是被告独家签约的主播。公司还称，原告本人的收益高低不与每月拍摄直播时长直接挂钩，而是取决于变现收入高低。原告遵守拍摄直播时间要求，是基于直播工作的客观性质而形成的必要约束，是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也是为了双方共同合作收益而履行，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管理。

“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点就是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公司对主播是劳动管理还是基于双方《主播合作协议》的经纪管理。”北京中凯（杭州）律师事务所、本案代理律师王登伟认为，扭转案件走向的关键，除完整的证据链外，还有五位出庭作证的前同事。“证据包括社保缴纳记录、收入证明、工资支付流水、工资条、排班表、优秀员工证明、相关聊天记录等，共同反映了6年期间当事人是接受单位的劳动管理和规章制度约束的。”

在王登伟看来，该公司一系列操作的核心目的，是规避劳动关系。签的合同是明确排除劳动关系的《主播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保，但不以公司名义缴纳，避免留下以公司名义用工的痕迹；劳动报酬不透明、不走对公账户，而是通过私人账户发放。“带货主播的劳动报酬非常高，若按实际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公积金，对企业而言成本特别高。”王登伟表示，一旦认定劳动关系，公司的工伤责任、月最低工资保障、经济补偿、加班费等成本陡增。此外，签订的《合作协议》或《经纪协议》中，公司设置多项不平等退出和违约条款，主播基于法律意识不足和不平等地位，使得公司在退出机制中有更大主动权。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浙01民终14826号民事判决书显示，经查，公司对阿岚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较强，公司对阿岚进行考勤，阿岚需要向公司管理人员请假，公司对阿岚进行扣款、考核、排名，按月向其支付工资。公司组织直播团队开展业务，拥有直播账号的所有权及处置权，直播团队成员由公司组织配备。结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定阿岚与公司在 2018年11月2日至2024年11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审判决出来之前，我一直喘不过气。判决落地那一刻，压在我身上的枷锁才算真正解开。”阿岚感慨。网页链接 （潮新闻 记者 贾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