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最能打的是鲍超！
 
军纪最差的，还是鲍超！
 
一个“霆”字营，战功有多硬，扰民就有多狠？他到底靠什么让部下死战，又为何管不住那双抢粮的手？这桩湘军旧账，越翻越刺眼。
 
说到底，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功过相抵”问题，而是一套赏罚逻辑彻底失效的活标本。鲍超一生参战五百余场，负伤一百零八处，朝廷封他子爵、赐巴图鲁，可同一支霆军，每克一城竟“许部曲掠三日”。用纵兵抢劫当作绩效奖金，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却永远管不住抢粮的手。
 
我认为鲍超带兵的核心手段就两个字，给钱。霆军成军之初没有固定军饷来源，他就靠默许劫掠来维持士气。郭嵩焘说得极狠，称他“所过残灭如项羽”。

可恰恰是这种“分赃式激励”，让霆军在战场上悍不畏死，因为打赢就意味着可以合法抢掠。战斗力与破坏力，共用同一套动力机制。
 
这种机制的代价，最终落在了普通百姓头上。陕西巡抚刘蓉听说霆军可能入陕，写信给曾国藩说“所过又多残暴，诚不愿其复至”。一个地方大员宁愿不要援军也不要霆军过境，可见其扰民到了什么地步。
 
我认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曾国藩的双重标准。他亲手编写《爱民歌》，三令五申禁止扰民，可对鲍超的纵兵行为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咸丰十一年鲍超部将郑阳和“纵勇索闹口粮，骚扰地方”，曾国藩的处理不过是降职留用。

对曾国荃的吉字营，他同样百般袒护，彭玉麟两次劝他大义灭亲，都被搪塞过去。严刑峻法只落在小兵头上，到了嫡系悍将便打折扣，军纪自然沦为摆设。
 
霆军最后的结局，恰好印证了这个悖论。1865年鲍超回籍探亲，所部因积欠军饷在湖北金口哗变，另一支在福建上杭索饷闹事。靠纵容抢劫喂出来的忠诚，一旦饷银断绝就瞬间瓦解。这支部队能为他死战，也能随时反噬，因为它从来只认利益，不认纪律。
 
鲍超这个人身上凝聚着晚清军事逻辑最刺眼的矛盾。他的战功有多大，他对百姓造成的灾难就有多深。反过来看，今天我们评价任何一支队伍，功勋数字再耀眼，若缺少制度约束和百姓口碑的支撑，那份“硬”终究是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