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民国时期“裸刑”处决现场，一名赤身裸体跪着一名女子，旁边是几个正在行刑的警员。

1927年冬天的武汉街头，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押着一个年轻女人游街，她上衣被撕烂，粗铁丝硬生生穿进肩头的皮肉里，每挪动一步，鲜血就顺着铁丝往下淌，街边路人纷纷低头不敢直视，有人偷偷攥紧拳头抹眼泪，可这个女人却始终挺着腰杆，一边走一边对着人群喊话，声音沙哑却字字有力。

她叫夏国仪，是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此刻她正一步步走向武昌阅马场的刑场，敌人要用最残忍的凌迟酷刑，逼她吐出地下党同志的名单。

和坊间演绎的“富家小姐闹革命”不同，夏国仪生在高桥镇夏家湾的贫苦农家，在旧时代的农村，女孩生来就要受缠足之苦，守三从四德的规矩，一辈子困在灶台与炕头之间。

夏国仪的丈夫王鉴是黄安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当地农民运动的先驱，在丈夫的影响下，夏国仪第一次知道，女人也能走出家门，也能和男人一样平等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1925年夏天，夏国仪在高桥镇的集市上当众解开了自己的缠脚布，光着脚站在土台子上给乡亲们演讲，说缠足是套在女人身上上千年的枷锁，这在风气闭塞的县城里，简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就在这一年10月，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黄安县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党员。

其实在那段革命浪潮里，女性的反抗往往比男性更彻底，因为她们身上压着两座大山：一座是阶级的压迫，一座是封建礼教的束缚，也正因为吃过最深的苦，一旦认准了革命的路，她们就比谁都走得坚定、走得决绝。

入党之后，夏国仪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妇女解放上，她背着粗布包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教乡下女人们唱《妇女解放歌》，给大家发放刻着“不娶缠足女子”的木牌，一家一户地劝人放足、剪短发。

遇到顽固的老人骂她“不守妇道”，夏国仪也不恼，坐下来拉着对方的手唠家常，讲女人放了脚能下地干活、能自己走路，不用再靠别人活着。

短短两年时间，黄安的妇女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深宅大院，有的参加农会，有的跟着闹革命，1927年春天夏国仪当选县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同时兼任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跟着大伙一起清算恶霸地主的罪行，给穷苦百姓分田地、分财产，成了实打实的革命骨干。

可就在革命形势蒸蒸日上的时候，晴天霹雳突然砸了下来，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瞬间席卷整个湖北，地主恶霸勾结反动武装卷土重来，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很多同志倒在了血泊里。

按照组织部署，夏国仪转移到武汉，躲在亲戚家中继续承担地下联络工作，悄悄传递黄安县委的活动消息，掩护暴露身份的同志安全转移，可没过多久因为叛徒的出卖，她还是在汉阳的隐蔽住所被特务抓走了。

敌人清楚夏国仪的身份，更知道她手里握着黄安地下党组织的核心名单，在他们眼里，一个女人，威逼利诱一番，用点酷刑就什么都招了。

审讯室里特务先是堆着笑脸画大饼，说只要交出名单，保夏国仪一辈子荣华富贵，夏国仪一口啐在对方脸上，指着鼻子怒斥他们背叛革命、屠杀工农，是一群断了脊梁的走狗。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敌人把夏国仪吊在房梁上轮番拷打，鞭子抽烂了后背，烙铁烫熟了皮肉，她几次疼得昏死过去，被冷水泼醒后，依旧半个字都不肯松口。

见酷刑打不垮夏国仪，敌人又使出了最下作的手段：用人格羞辱击溃她的意志，他们剥去她的上衣，用铁丝穿过她的肩头，牵着她在武汉的大街上游街示众，想让她在路人的目光里卑微低头。

可敌人打错了算盘，对于真正有信仰的人来说，尊严并不是靠衣衫撑起来的，衣服可以被撕碎，皮肉可以被割破，但刻在骨头里的气节，永远都折不断，寒风里的夏国仪始终抬着头，目光直直地看向前方，甚至忍着剧痛，对着街边围观的百姓宣传革命道理，痛斥反动派的残暴行径。

1927年12月3日，夏国仪被押赴武昌阅马场刑场，灭绝人性的敌人把她的手脚钉在厚重的门板上，举起屠刀以凌迟相要挟，逼她做最后的抉择。

一刀，又一刀，鲜血顺着木板的纹路渗进去，浸透了脚下冰冷的泥土，敌人每割一刀，就恶狠狠地问一次“名单在哪”，夏国仪的气息越来越微弱，却从始至终没有半句求饶。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夏国仪用尽全身所有的力气，喊出了那句刻在灵魂里的话：“革命万岁！” 这一年她才28岁，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她也没有向敌人吐露半个同志的名字，没有泄露一丝一毫组织的秘密。

夏国仪牺牲的时候，黄麻起义的火种正在鄂东的山野里悄悄酝酿，她用生命守住的那份名单，保住了黄安地下党的骨干力量，也为后来的武装起义留下了珍贵的火种，她的丈夫王鉴后来继续转战湘鄂西开辟根据地，第二年夏天也因病离世，夫妻俩成了红安革命史上著名的夫妻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