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藤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副官没有多说一句话，而是举起了自己的枪，只听三声枪响之后，龟尾寿三从马背上摔下来。

1938年3月16日，山东滕县的城墙头上，122师师长王铭章举着望远镜，死死盯着千米外的日军阵地，马背上那个正挥舞指挥刀调度部队的军官，正是日军第10师团的联队长龟尾寿三。

王铭章侧过头问身边的神枪手李绍坤：“这个距离，能不能把他打下来，” 李绍坤没多说话，抬手举起步枪，眯眼瞄准，只听“砰、砰、砰”三声枪响，望远镜里的龟尾寿三身子一歪，直直从马背上摔了下去。

说起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大胜，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台儿庄大捷，可很少有人知道，台儿庄能打成漂亮的包围歼灭战，核心前提是滕县这场四天三夜的死守，如果说台儿庄是抗战初期的高光时刻，那滕县就是托举起这份高光的血肉地基。

滕县是津浦铁路的咽喉，更是台儿庄的北大门，日军矶谷廉介带着第10师团三万多人，配着坦克、重炮和飞机想一口吞下滕县，再直扑徐州、拿下台儿庄，而挡在他们面前的，是王铭章率领的川军122师，算上地方保安队，城里总兵力还不到三千人，真正能冲锋作战的部队更是只有两千出头。

这支川军出川的时候，穿着单衣、踏着草鞋，手里拿的大多是四川土造的老旧步枪，有的枪膛都磨平了，子弹都得省着用，此前他们辗转多个战区，因为装备差、底子薄，没少被中央军冷眼相待，甚至被人叫做“叫花子部队”。

可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接过了死守滕县的死命令，王铭章跟将士们说得直白：我们川军出来抗战，不是来受气的是来拼命的，滕县就是我们的最后阵地，城在人在，城破人亡。

3月14日，日军的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向滕县城墙，整段整段的墙体被炸开碎石，守城的士兵一批批倒在炮火里，却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日军以为靠压倒性火力就能轻松破城，没想到硬生生撞上了硬钉子。

川军没什么重武器，可手榴弹管够，等日军冲到城墙根，城头上的手榴弹就像冰雹一样砸下去，冲上来的日军被炸得尸横遍野，城墙被炸开了缺口，士兵们就抱着集束手榴弹往缺口冲，用身子堵、用命填，没有反坦克武器，就有人爬到树上、蹲在墙角，等坦克靠近就扑上去炸履带，用最原始的办法对付最先进的装备。

城里的百姓看着川军的寒酸装备心疼，自发送来棉衣、粮食和鞋袜，可王铭章下了死命令：不准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百姓们没办法，就把整头的猪悄悄送到炊事班门口，放下就走，滕县的周县长带着百姓扛着沙包加固城门，王铭章劝他带着百姓撤离，这位金陵大学毕业的县长只是摇头：抗战以来牺牲的多是军人，如今也该有文人报国的时候。

滕县的战壕里有四川来的士兵，城墙边有山东本地的百姓，有拿枪的军人，有拿沙包的文人，当一个民族被逼到墙角的时候，不分南北、不分文武，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条防线里。

击毙龟尾寿三虽然大涨了守军士气，却也招来了日军更疯狂的报复，3月17日日军集中重炮把城墙炸开好几处缺口，坦克顺着缺口冲进了城里，巷战打到了每一条街、每一间屋。

王铭章从指挥部跑到城头督战，又从城头转到巷战最激烈的街口，身边的参谋劝他趁乱突围，他只是摇头：我是守城的师长，城破了我就没有活着走的道理。

当天下午，王铭章带着随从往西关电灯厂方向转移指挥阵地，刚到路口就遭到西城门楼日军的机枪扫射，王铭章身中数弹，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5岁，后来有传言说他是自戕殉国，其实根据老兵回忆和官方档案记载，他是死在了日军的机枪下，牺牲的时候还保持着指挥的姿态。

“与城共存亡”这五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王铭章从接下命令的那天起，就没打算活着离开滕县，他用自己的死，给全师将士做了最后的动员，师长都拼到了最后，士兵们更没有投降的道理。

这场仗三千多守城将士几乎全部殉国，122师出川时五千多人，最后幸存的不足二十人，但他们用四天半的时间，死死拖住了三万日军的脚步，为李宗仁在台儿庄调集兵力、布置包围圈，赢下了最宝贵的时间。

后来李宗仁说：“没有滕县的死守，就没有台儿庄的大捷，”我们总习惯于铭记胜利的辉煌，欢呼大捷的时刻，却常常忽略那些在胜利之前，用血肉之躯铺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