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德怀病逝后，浦安修拒绝前往医院看最后一眼，4年后彭德怀老友杨献珍当面批评她：你真是糊涂。
杨献珍走后的第三天，浦安修把整理好的《彭德怀自述》最后一部分手稿装进档案袋。她没有立刻送去出版社，而是坐车去了八宝山。
骨灰堂里很安静。她站在那个写着“王川”的格子前——这是彭德怀化名安放的地方。她没有带花，手里只捏着那封1970年的信。
“老彭，”她轻声说，声音在空旷的堂里显得很轻，“信我看了。”
没有回应。只有远处管理员隐约的脚步声。
她站了大约十分钟，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管理员叫住她：“同志，下个月这边要整理，家属最好来确认一下安放位置。”
浦安修停下脚步：“要搬？”
“不搬，就是重新登记。”管理员翻着本子，“‘王川’这个格子，一直没写真实姓名。现在政策允许了，您看要不要……”
“写吧。”她说，“写彭德怀。”
从八宝山回来，浦安修去了出版社。总编辑老陈接过手稿，松了口气：“太好了，就等最后这部分。”
“有个地方我想改一下。”浦安修说。
她翻到描述1959年之后生活的那一章，指着其中一段：“这里，写吴家花园分梨的事。原文说‘浦安修同志含泪吃了半个梨’，能不能……改成‘她没有吃’？”
老陈推了推眼镜：“可事实是……”
“我知道事实。”浦安修打断他，“但书出版后，会有很多年轻人看。我想让他们读到的是……哪怕在最难的时候，也有人选择不吃那个梨。”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我明白了。那就按您说的改。”
书付印前夜，浦安修接到杨献珍的电话。
“听说你去了八宝山。”杨献珍在电话那头说。

“嗯。”
“墓碑名字改过来了？”
“改过来了。”
电话里安静了片刻，杨献珍问：“那封信呢？”
浦安修看着书桌上摊开的校样，轻声说：“我夹在自述的最后一页了。出版社说不合规范，要拿掉。我说那就拿掉吧，本来也不是书里的内容。”
杨献珍叹了口气：“你呀……”
“杨老，”浦安修说，“谢谢您把信带来。”
挂掉电话后，她继续校对最后几页。凌晨两点，她翻到结尾处。彭德怀在自述最后写道：“我一生犯过不少错误，但问心无愧的是，我始终没背叛过自己的良心。”
窗外传来淅沥雨声。浦安修拿起红笔，在这句话下面轻轻画了一道线。
她没有在旁边批注，只是看了很久，然后把笔放下。
1978年12月，《彭德怀自述》正式出版。首发式上，记者问浦安修整理过程中最难忘的是什么。她想了想，说：“最难忘的是，他写这本书时，已经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但字里行间没有怨恨，只有对历史的负责。”
一个月后，八宝山骨灰堂完成了重新登记。“王川”那个格子换上了新名牌：彭德怀（1898-1974）。
浦安修去看时，发现名牌下面多了一行小字，是管理员手写的：“此处安放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原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同志骨灰。”
她站在那儿，忽然想起杨献珍说的那个场景：太行山里，彭德怀蹲在门口磨刀，说等仗打完了要种片果园。
吴家花园那棵梨树，后来还是死了。但此刻站在这里，她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其实一直活着。
她转身离开时，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