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军军长在1930年上任途中被敌人抓住。谁知？还没有动刑，他开口就说：“我是红军。”敌人疑心试探他“你走吧。”不料，他却说：“长官，让我在监狱再住段时间吧。”惊的敌人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

1930年，罗南辉赴任途中被敌人抓住。审讯还没开始，他就承认自己是红军。敌人让他走，他却请求再在牢里住几天，理由听着甚至有些寒酸，外头冷，自己赶路多日没吃饱，牢里至少每天有两顿饭。

这话把审讯的人听愣了。一个红军军长被抓，怎么不喊冤、不辩解，反而想留在监狱吃饭？罗南辉看起来越不像一个重要人物，敌人越难判断该不该放松警惕。

王陵基没有立刻信他。罗南辉先前说自己是来送信的，王陵基便追问信送到了哪里。罗南辉很快答出顺和旅店二楼左手第三间，可那正是敌人盯梢的房间。

更麻烦的是，伙计说那间房三天前已经退掉。罗南辉解释自己敲门无人回应，随后下楼就被抓了。话能对上，却留下一个时间上的疑点。敌人会不会觉得他在编故事？

搜查带来的信息也不简单。他的包袱里只有两件单衣和半块发霉的干饼，罗南辉说干饼是三天前藏下的。再看他的手，关节粗，虎口有厚茧，像常年摸枪，也像长期干农活，手背冻裂，指甲缝里还有泥。

这些细节让他看起来像个穷苦庄稼汉，却也没能彻底打消怀疑。王陵基最终没有当场放人，而是让人把他关进西院牢房。

罗南辉走进牢房时，真正重要的东西还藏在身上。川东特委联络名单用暗语写成，贴在内衣夹层里，外面的搜查没有发现它。

他口中的送信，也不是全然真实。他此行是来接头，顺和旅店原本应该有人出现，如今房间空了，说明联络点可能已经出了问题。要是马上离开，敌人很可能顺着他的行踪继续查，其他同志也可能被牵连。

留下来，至少能把敌人的注意力暂时引到自己身上。罗南辉求着多住几天，听起来窝囊，实际却是在争取时间。对他来说，牢房不是安全地方，但当联络点暴露时，贸然去找下一个人，风险可能更大。

第一天晚上，狱卒送来稀饭和咸菜，他吃得干干净净。赶路多日又没吃饱的人，能吃上一顿热饭，确实比在外面挨冻强。第二天，王陵基隔着栅栏问他睡得怎样，他回答睡得踏实，还提出等天晴后出去找活干。

这套说法听着不精明，却符合一个普通穷人的样子。敌人让他写红军情况，他就在纸上写自己叫罗二娃，是巴中人，父亲种地，母亲织布。士兵拍桌追问红军的事，他只说自己不识字，也没人告诉过他。

那张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大小不一。它不一定能让敌人完全相信，却继续把罗南辉往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穷人方向推。地下工作中，能把自己藏进普通生活，有时比急着证明身份更有用。

这类工作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不只是一个人被抓，而是联络关系被敌人顺着查下去。

1931年，顾顺章被捕后，钱壮飞及时传出消息，中央机关得以转移。两件事处境不同，一个是在牢里设法拖住注意力，一个是尽快把警讯送到，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现实，地下联络一旦暴露，处理慢一步，牵连的人就可能更多。

到了第三天，牢里来了一个新犯人。半夜，那人咳嗽一阵，天快亮时又敲着栅栏，试探罗南辉是哪一边的人。罗南辉没有回应，只翻身面向墙壁。

这个陌生人究竟是普通犯人，还是另一次试探？他无法确认。名单还贴在身上，贸然搭话可能暴露身份，沉默虽然不能解决眼前的疑问，却能避免多说多错。

第四天，王陵基下令放人，只警告他以后别再被抓到。罗南辉慢慢站起来，捶了捶腿，收好破包袱，向对方道谢。他没有急着跑，也没有频频回头，像是终于得到机会离开的普通人。

走出两条街，他拐进小巷，把棉袄翻了个面。原本灰扑扑的布面翻到里面，露出的深蓝色改变了他的样子。

他把包袱扔进垃圾堆，又从墙角摸起一块石头，在墙上画下三角形，下面划两道横线，作为安全、暂时不要联系的暗号。

顺和旅店已经暴露，原来的联络点不能再用。罗南辉没有回头找熟人，而是按名单去找备用接头人，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码头扛包的老钟。

牢里的四天没有让危险消失，身上的名单也还没送到该去的地方。他做的，是先从敌人眼皮底下脱身，再把旧联络点失效的消息传出去。

那碗稀饭、破包袱和翻面的棉袄都不是故事的重点，真正关键的是，他知道什么时候留下，什么时候离开，又该把下一步走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