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关于反间谍活动，造成不敢接触外国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最近胡锡进发表了有关反间谍的相关看法，引起人们高度警惕。他并非全盘否定反间谍，而是着重提醒，要防止反间谍工作出现扩大化，避免冲击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还提出反对“全民抓间谍”，强调不能发动群众随意怀疑、举报普通人，是否属于间谍，必须由国安部门依法甄别判定，不能扩大化，防止形成看谁都像间谍的氛围，干扰正常对外交往、学术与商务往来。他主张安全不能牺牲对外开放，要平衡二者，不会为了安全关上国门，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能动摇；一旦反间谍泛化，会造成学者、企业人员不敢和境外人士正常接触，影响经贸合作与发展，要做到依法整治间谍行为与尊重保障人权，区分防范间谍和歧视特定群体，不能把海归、涉外交流群体简单标签为间谍嫌疑对象，不能因个别策反案例否定整体的国际合作。同时他还有这样的说法：抓间谍影响太大了，很多学者都不敢见外国人了，间谍不一定都是坏人，有些人可能只是国安意识差而已。
　　这套说辞，看似是担心对外开放受阻，实则里面藏着经不起推敲的谬论。胡锡进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是党培养出来的资深媒体人，对间谍渗透、内外勾结窃密的手段与危害，远比普通群众清楚。什么是正常的学术商务交流，什么是境外间谍借着交往设局套取机密，他分得一清二楚。他不是看不懂其中的风险，而是刻意拿“大家涉外交往变得谨慎”这一现象做文章，把防范境外窃密和正常国际交往人为对立起来。
　　对外开放，绝不等于毫无防备地敞开大门。真正的开放，是守住国家安全底线前提下的互利合作，不等于对境外间谍的渗透活动放任自流。反间谍这件事，不能简单算经济得失账，首要算国家安全的政治账、国运账。大量已经公开的案件足以说明，境外势力最喜欢借学术交流、商务洽谈、私人宴请的外衣，寻找机会刺探我们的核心机密。
　　第一，美国“功勋间谍”梁成运案。梁成运是美情报机关招募的间谍，潜伏我国三十多年。美方专门给他包装人设，花钱扶持他做华侨社团负责人，安排他回国捐款做慈善，伪装成爱国华侨。他就是利用参加座谈、饭局、会面这类涉外交往机会，广泛接触国内各界人士，借机打探、搜集各类情报，设圈套拉拢我方人员。请问胡锡进：这种披着慈善外衣，靠人际交往来渗透的外国间谍，仅仅是国安意识差吗？这种人该不该抓？如果为了追求表面上“多多接触外国人”，对这类潜伏者不加防范，我们的涉密人员、重要信息岂不是暴露在风险之下？
　　第二，导弹核心领域泄密案。我国战略导弹专家郭万钧，被境外间谍重金收买，主动出卖战略导弹绝密参数、核心设计数据。一旦战时，这些国之重器的核心机密被对手掌握，我们的战略威慑就会大打折扣。请问胡锡进：这种主动出卖国防根基的内鬼，仅仅是国安意识差吗？该不该抓？如果因为怕“影响涉外交往”就放任不管，一旦战事来临，国家和人民要承受何等沉重的代价？这种损失，岂是涉外交往便利所能弥补的？
　　第三，国家战略稀土泄密案。稀土是军工、高端装备、国防科技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曾有国内稀土系统高管，被境外势力利益诱惑，内外勾结，泄露我国稀土产能布局、战略收储、提炼核心技术等多项机密，核心技术险些外流。请问胡锡进：这种出卖国家战略资源、掏空国家博弈底牌的内鬼，仅仅是国安意识差吗？该不该抓？放任这类情报持续外泄，我们在国际博弈中还有多少筹码？
　　我们要分清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从业者涉外交往更加谨慎，不等于拒绝国际交流。 心里没有鬼、守得住保密纪律的人，完全可以正常开展对外交流。谨慎，是见识了众多窃密案例之后的自我保护，学会甄别对方身份、守住保密底线，这是成熟理性的表现，不是关上对外交往的大门。真心来华经商、开展学术合作的外国客商与学者，正常交流不受任何影响；我们打击的，从来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借着开放的外衣搞窃密、搞破坏的间谍与内鬼。
　　境外间谍最喜欢的环境，就是大家毫无戒备、什么话都敢说的交往氛围。梁成运一案就看得非常清楚，他就是靠频繁接触、人情往来来实施渗透。如果人人没有防范意识，只追求无保留的交往，恰恰给境外间谍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胡锡进刻意放大“交往变谨慎”这个局部现象，回避境外间谍利用人际交往渗透的大量事实，制造“反间谍压缩涉外交往”的错觉。作为党培养多年的资深媒体人，他深知舆论导向的分量，也清楚境外势力借交往窃密的巨大危害。明知利害，却发表这种混淆视听的言论，弱化防范境外渗透的必要性，误导大众，这套说法经不起事实和案例的检验。
　　对于胡锡进此番发表的错误言论，我们应当高度警惕。他作为党多年培养出来的媒体干部，理应更严谨地看待国家安全与对外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希望他能够正视现实，多看看这些真实的案例，反思自己言论当中的偏差。愿意吸取教训、修正认识自然最好，若做不到，那群众也会持续保持清醒、增强辨别意识。此文由两人合作完成，资料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