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赵本山和黄晓娟表演完《我想有个家》，走下舞台，黄晓娟对赵本山说：“老哥啊，这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合作了。”赵本山疑惑地问：“为啥？咱俩不是合作好好的吗？”赵本山感到挺惋惜的。
黄晓娟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赵本山。
“啥？”赵本山没接。
“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黄晓娟说，“过了年就去沈阳报到。全日制，得三年。”
赵本山把信封接过去，没打开看，在手里捏了捏。“非得去不可？”
“嗯。”黄晓娟的声音不高，但没犹豫，“老哥，我不能总在台上演‘我想有个家’。我自己得有个着落，得学点能管长远的东西。”
正月初八，赵本山带上新物色的人选进排练厅试戏。挑了三个女演员，词都对得上，可一到抖包袱的节骨眼，对方要么早半拍，要么愣一下。赵本山摆摆手：“先这样吧。”
搭档老蔫递过来一根烟：“要不，等晓娟暑假？”
赵本山摇摇头。他懂黄晓娟那天的眼神——那不是请假，是告别。
五月，赵本山在铁西区一家小剧场赶场，瞥见门口的海报：黄晓娟主演话剧《女店员》。他买了张票，坐在最后一排。
台上，黄晓娟梳着两条辫子，围裙扎得利落，台词一句是一句。演到女主角为了考夜校，拒绝了同事的提亲时，她那段独白又稳又亮。散场后，赵本山在后台门口等她。
黄晓娟看见他，愣了一下：“老哥，你怎么来了？”
“路过。”赵本山说，“演得挺好，跟小品不是一个路数。”
“老师说我太像演小品的，得把身上的‘包袱’卸了。”黄晓娟笑，“我这不正在卸嘛。”
七月，赵本山接到一个本子，是电视台为国庆晚会准备的农村题材小品。他看完，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黄晓娟。电话拨过去，接电话的是她同学：“晓娟去图书馆了，晚上十点才回来。”
赵本山留了言。三天后，回电来了。
“老哥，本子我看完了。”黄晓娟声音有点喘，像是刚跑完步，“排不了。我们下个月去基层采风，得走一个半月。”
“请几天假不行？”

“这次采风算学分。”她顿了顿，“老哥，我现在是个学生，得守学校的规矩。”
国庆晚会，赵本山换了新搭档。直播那天，有个包袱没响，台下安静了一秒。就那一秒，赵本山脑子里闪过黄晓娟稳稳接住的那句“老哥，你往下说”。晚会结束，他在后台喝水，徒弟小声说：“师傅，刚才那段，要是黄老师在……”
赵本山摆摆手，没让说下去。
九五年，黄晓娟毕业，进了省话剧团。赵本山在报纸上看到她被评为“年度新秀演员”的消息，照片上的她穿着白衬衫，胸前别着团徽。他剪下那张照片，夹在通讯录里。
年底团里开会，领导提议请黄晓娟回来客串个角色，赵本山摇头：“别耽误人家正路。”
话剧是正路，小品也是正路。但他心里清楚，从她接过录取通知那天起，两条路就分岔了。
两千年以后，赵本山在电视剧里演村长、演农民，不再局限于春晚的十几分钟。有次接受采访，记者问：“您合作过的女演员里，谁让您印象最深？”
赵本山想了想：“都挺好。”
“比如黄晓娟老师？”
“她啊，”他笑了笑，“她是最早一个知道自己想往哪儿走，而且真敢走的人。”
一零年辽宁春晚的同台，成了他们最后一次正式合作。谢幕时掌声如潮，有观众喊“再合作二十年”。赵本山鞠躬，侧眼看了看身边的黄晓娟。她微笑着，眼角有细纹，但背挺得笔直，和十八年前那个雪天搓着手的姑娘，早已不是一个人。
散场后，雪下大了。赵本山站在剧院门口，看着黄晓娟的车驶远，尾灯在雪幕里红光一闪，拐过街角不见了。
徒弟给他披上大衣：“师傅，咱也回吧。”
赵本山点点头，走下台阶。雪地上两行车辙，一条向左，一条向右，很快都被新雪盖住了。
他没再找过长期搭档。后来的作品里，女演员轮着换，每一个他都认真合作，合作完就各自忙去。偶尔在晚会后台遇见黄晓娟，两人点头一笑，说声“挺好”，便擦肩而过。
他知道，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而最好的合作，或许就是在岔路口，痛快地说一句“保重”，然后各自走稳自己的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