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军少将决定将10万支步枪、数百万发子弹交给一个地下党员，但提了3个条件，只需满足其中之一即可！这位地下党员便是华克之，彼时他已化名张建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胜利的欢呼里，可华中新四军的指战员们却心头沉重，蒋介石一边打着和平谈判的旗号邀毛主席赴重庆，一边密令所有日伪军“原地待命”，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摆明了要独吞抗战胜利的全部果实。

更现实的困境是，当时华中主力部队的武器装备五花八门，老套筒、土造枪占了大半，连像样的制式步枪都凑不齐，烈性炸药和轻重机枪更是稀缺物资，可谁也没料到就在上海的日军军火库中，一位日军少将居然主动把大批顶尖军火送了出来，而且宁肯交到新四军手里，也不愿落到国民党接收大员手中。

这件事的核心人物，是潘汉年情报系统潜伏多年的地下尖兵华克之，当时他本来已经接到组织通知，准备转移到江北解放区，按说能回到老家、结束潜伏生涯是件好事，可华克之却坐不住了。

上海城里日军的大小军火库堆得满满当当，要是全被国民党接收走，接下来的内战中新四军必然要吃大亏，他主动向上级提议：转移之前，给部队带份“硬通货大礼”，从日军手里搞一批急需的军火。

华克之很快找到了关键人物商人郑德升，郑德升不是党员，但为人正直，抗战期间多次帮地下党传递物资，更重要的是他常年和日军后勤部门打交道，刚好认识日本海军驻上海军火库的主官冈田少将。

行动之前，华克之把冈田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这人是老牌军国主义军官，打心底不服战败的结果，更怕战后被当成战犯清算；更关键的是他早就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做派嗤之以鼻，那些人刚到上海就忙着抢洋房、捞黄金、收编伪军，根本没把日军官兵的死活放在心上。

华克之清楚，对此时的冈田来说，最迫切的需求不是钱，是战后的活路和靠山，而国民党的腐败早已名声在外靠不住，这就是最核心的突破口。

准备妥当后，华克之换上提前备好的国民党中将军服，连勋章、专用公文包都配得一应俱全，活脱脱一个从重庆来的高级军官，第一次见面他半句没提军火的事，反倒先唉声叹气，吐槽蒋介石对日本“太过软弱”，又透露出所谓“内部消息”：说国民党里有一帮少壮派军官极度不满和谈，正秘密联络各方力量，准备把“反共”的事业接着干下去，就缺靠谱的盟友和趁手的装备。

这番话刚好踩中了冈田的心理预期，几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下来，冈田对他“第五战区密使”的身份深信不疑，当场就掏出了军火清单，整整十万支三八式步枪、数百万发子弹，还有两百多挺轻重机枪。

可真到提货环节却出了岔子：管大仓库的日军军官死认规矩，说必须有冈村宁次总司令的手令，或者国民政府的正式批文，不然谁来都不好使，眼看十万支步枪拿不到，换别人可能早就慌了神，华克之却反倒稳了下来，他知道冈田急于找靠山，肯定还有后手。

果然冈田因为这事觉得过意不去，主动提出自己直管的一个仓库里还有大批烈性炸药，另外还有一批私藏的崭新轻机枪，可以先交给华克之，这反倒成了意外之喜，当时新四军最缺的恰恰就是烈性炸药，根据地兵工厂造的手榴弹威力不足，核心原因就是缺优质TNT；而轻机枪更是部队的“火力支柱”，一个营都未必能配齐几挺。

华克之立刻把情况上报军部，陈毅元帅高度重视，专门派人到上海配合转运，可当时上海到处是国民党宪兵、军统特务和收编的伪军，几百箱炸药和上百挺机枪想悄无声息运出去，难度不亚于虎口拔牙，最后郑德升想尽办法，也只凑到七辆美式道奇卡车。

华克之带着几名化装成司机的地下党员，大摇大摆开进了静安寺的仓库，冈田甚至亲自带着手下帮忙搬货，聊到兴头上，又把自己私藏的几十挺崭新轻机枪也一并送了出来，当晚七辆满载军火的卡车趁着夜色向金山卫渡口疾驰而去。

谁也没想到，离目的地只剩十公里时，车队被军统收编的“忠义救国军”拦了下来，这帮地头蛇蛮横不讲理，非要查总指挥的手令，眼看身份就要暴露，华克之当机立断拔枪控制住对方头目，下令车队强行冲卡。

追兵开着卡车架着机枪追了上来，殿后的同志直接拆封车上的新机枪，转身还击，几挺机枪同时喷出火舌，追兵瞬间被打得人仰马翻，这场短暂的遭遇战里，交通员李虎同志不幸牺牲，成了这次行动中我们唯一的损失。

最终540箱TNT烈性炸药、194挺崭新的轻机枪全部安全送达新四军军部，军部专门发来嘉奖电，说这批炸药足够江南、江北部队使用两三年，后来苏中七战七捷，华东野战军能在解放战争初期顶住国民党的重兵猛攻，这批雪中送炭的军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