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杰出的指挥员、红四军 32 团团长、红四军军委委员袁文才同志，在 1930 年 2 月，因遭诬陷被错杀于江西永新县，他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

1930年2月24日拂晓，江西永新县城的枪声响起时，袁文才已经不是普通的地方武装首领。两年前，他的队伍被编入红军；此后，他做过中共宁冈县委书记，担任过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军委委员和参谋长。

可就在这一天，他还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一个已经进入红军体系的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1928年，毛主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留下过一句话：“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红四军成立后，袁文才任第三十二团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两人率部参加宁冈新城、龙源口和黄洋界等战斗。
袁文才还进入地方党政组织。

可枪杆子纳入红军编制，并不等于旧有关系消失。井冈山一些地区长期存在土籍、客籍之间的隔阂，土地、乡村权力和历史积怨纠缠在一起。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专门记录了这一矛盾，指出宁冈尤为严重。袁文才属于客籍武装力量，而地方党组织中有不少土籍干部，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力量之间既要合作，又存在现实摩擦。

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转移。
文才被调到军部担任参谋长，王佐留在井冈山。两人的活动范围由此分开，同时保留了他们在革命队伍中的位置。此时并没有立即采取武力清除。

既然六大的有关文件没有点名袁文才、王佐，为什么后来却成了处置二人的依据？

中共六大的文件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提出严厉处置原则。
到了井冈山，这套政策被地方组织用来重新审视袁、王的历史身份。已经入党、改编并参加红军作战的地方武装，又与过去的“土匪首领”身份发生了连接。

袁文才本人也留下了现实口实。
他在随军过程中返回井冈山，受到党内处分；1930年初，他和王佐又抓获茶陵地方武装头目罗克绍，并把兵工设备带回。两人没有充分履行请示程序，打算利用罗克绍及其兵工关系取得制造武器所需原料。
这既是袁、王解决武器来源的办法，也暴露了这支地方武装仍有很强的独立性。
袁文才的这些错误，究竟把他推到了什么位置？擅自离队可以处分，武装自主也可以通过组织调整限制。可到1930年初，土客籍矛盾、地方主义、政策压力和袁、王自身的问题叠在一起，处置尺度发生了变化。

1930年1月下旬，在中央巡视员潘心源指导下，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于田召开联席会议，作出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决定。随后，军事力量进入永新。2月24日，袁文才被杀，王佐在撤离途中死亡。

行动既有地方党组织的决策，也有军事力量参与执行。
如果事情只停在永新县城，影响不会这样迅速扩散。3月初，袁文才旧部和客籍党员干部联名向上级申诉，希望为袁、王之死讨说法。部分旧部和客籍群众产生强烈不满。国民党地方势力随即介入，向这些人提供粮食、食盐、耕牛等物资，开始拉拢袁、王旧部。

为什么几周之内，井冈山的力量格局就发生了变化？
4月上旬，宁冈、遂川一带出现以袁、王旧部为主要力量的边防保卫团，人数扩大到数百人，并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枪弹支持。井冈山山区原有的群众和武装关系发生变化，红军建立的基层联系随之受损。1930年4月以后，井冈山再次成为白区，此后红军曾多次寻找机会恢复控制，但没有马上成功。

那么，袁文才有没有错误？
有。他擅自离队，也曾在处理罗克绍的问题上越过正常组织程序。但这些行为和“革命敌人”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等号。

1928年以后，他已经被吸收到红军和地方党组织之中，并长期承担军事、党务工作。发生变化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尺度，从组织约束逐步走向军事消灭。

1950年，袁文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二十年前永新县城的处置留下鲜明反差：一个曾经帮助红军进入井冈山、带队作战并进入红军领导机构的人，没有死于敌军，却死于内部错误处理。

井冈山失守不能全部归结于袁文才之死，红军当时还面对敌军进攻、根据地转移和地方武装变化等压力。
但袁、王被杀以后，旧部离心、群众关系破裂以及国民党趁势收编，确实接连发生。
一个本来仍可通过组织办法约束的地方武装力量突然被拆散，井冈山山区随即失去了原有的武装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