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元帅居住在中南海。他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为人宽厚平和。很多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回忆，平日里几乎看不到他发脾气。有人说，但凡问起曾经在朱老总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很少有人见过他动怒。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朱德谈到农村公共食堂，提出即使食堂全部停办，也未必是坏事。
此前一个月，他已经向地方干部提出，粮食应分到农户，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的应当回家做饭。

会议后期转向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

7月25日，朱德在小组会上提出，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应当把问题弄清楚，意见正确就应坚持，错误则应改正。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谈及彭德怀时，既指出问题，也肯定其成绩，因而受到批评。

此后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又错误批评了朱德，他被迫作了检讨。

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帅，平日很少与人争执，更不习惯用激烈言辞压服别人。可在涉及农村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问题上，他没有因为受到批评便停止调查。

此后两年，关于公共食堂、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报告，仍不断送往中央。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长期在中南海居住办公，享有与职务相应的医疗、警卫和生活保障。
1959年，他开始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边有司机、护士和负责日常事务的工作人员，家中还住着不少晚辈。

这些孩子一部分来自四川。朱德承担他们读书和生活所需的费用，平日让孩子住校，星期天再回家。粮食供应困难时，他和康克清带着工作人员在住所空地开辟菜园，种茄子、白菜、辣椒和西红柿，收下的菜还有一部分分给工作人员。

为了照顾朱德的身体，康克清曾安排厨师给他单独做些带油水的菜。
孩子们见了都想吃，朱德便分给他们。外孙刘建有一次考试只得59分，觉得不过差一分及格，朱德却专门批评他的学习态度，要求他认真对待功课。

家中有公务汽车，孩子们上学却不能随意乘坐。康克清上街买东西也使用公共交通。汽车用于朱德开会、外出等公务活动，不承担日常接送亲属的任务。家人并没有因为住在中南海，就可以任意支配这辆车。

1960年，保健护士郭勤英调到朱德身边工作。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在书房，朱德问她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家乡在哪里，说话声音不大。

此后六年多，她照顾这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没有见过他向工作人员发脾气。

朱德不抽烟、不喝酒，平日喜欢读书、练字。即使工作繁忙，也常在饭前或工作间隙拿起毛笔。

1965年12月20日，他给郭勤英写了一幅字，表扬她认真负责，业余仍坚持学习。郭勤英把这幅字保存了下来。

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担任中央纪委书记。

当时，新政权建立不久，大批干部进入各级机关，一些人开始摆老资格、讲享受，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

纪律检查工作需要处理这些问题，也必须防止在处理过程中出现新的错误。
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提出，发现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及时纠正，不要积攒起来算总账。

他总结过去整风和土改整党中的教训，指出有的地方只讲思想教育，对应当执行的纪律放任不管；另一些地方处分过多，连错误并不严重的干部也受到不适当惩处。

朱德要求以教育为主，对受到告诫仍然违纪、犯错后拒不改正的干部，执行必要纪律。
同时，批评、自我批评和经常性的检查应当结合起来，不能动辄处分。

七十年代，朱德已经年老体弱，工作人员有时不通知他参加组织生活。
一次，孙子朱和平正在旁边读书，朱德得知工作人员正在开会，便让孙子搀扶自己过去。他要求今后开会仍然通知自己，不能因为职位高、年纪大就把他排除在党组织的活动之外。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朱德在农村经济问题上也继续坚持调查研究。
1960年，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农业生产不能强求一律，应当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对于发展商品生产、调动群众积极性等问题，他继续提出具体建议。

1961年春，朱德带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走访四川、河南、陕西和河北。
这次调查并非朱德一人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各地调查组也分别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对公共食堂、粮食分配及生产制度的意见。

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了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食堂办不办，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应当分配到户。

两年前，朱德在庐山会议上提出食堂即使停办也未必是坏事，却因此受到政治压力。
两年后，农村公共食堂的去留终于写进调整后的政策规定，决定权交给了社员。